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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吳祚來專欄:我言故我在─茅于軾行使的「不沉默權」

中國經濟學者茅于軾。

中國經濟學者茅于軾。

茅老令人尊敬,是因為他一直在行使一個知道分子的「不沉默權」。

茅于軾有沉默權(或者叫不發言權)沒有?當然有,人人擁有不發言權,但如果人人不發言,那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無言的社會。「路人道之以目」並不是人們在行使自己的沉默權,而是人們被迫沉默。被迫沉默,是因為暴政製造恐怖,使人們不敢發言,當統治者剝奪了人們的發言權,爭取或行使不沉默權,才是知識份子應該行使的神聖職責。

人類是因語言而存在的族類。哲人說過我思故我在,而在當代社會中,我言故我在。

知識份子作為個體,沒有任何一種法律可以令其不沉默,但作為一個群體,一個職業,卻沒有不發言權。人類社會作為語言的存在,核心在發言權。而執義仗言的職責,首先應該由知識份子來擔當,如同在戰爭之時,保家衛國的責任,首先由軍人擔當一樣,不可推卸。

近期學界關於知識份子的沉默權問題出現爭論,事情源於對錢鐘書的太太、作家楊絳逝世的追思,網路上有聲音認為楊絳不應該被尊敬,因為他們在很長的歲月裡,對無良政治保持了「沉默」。但也有文章揭示出無論是文革之時,還是八九民運過程中,錢楊夫婦都以自己的方式與專制不合作,或者以自己的方式發聲。通過爭論達致真相,這需要一個過程,人們在論爭過程中,看到更多的資訊,不同的視角使現實人物真為真實立體。

對個體的評價,反映了評論者對社會的立場、態度,也可以見出其評價標準,對知識份子群體提出不沉默權,是基於道義的責任,統治者或政府無道之時,守衛道義者,捍衛法律正義者,當然首先是知識份子群體,而不可能是其它領域的人士。如果有觀點認為,暴君太殘忍,社會狀況太惡劣,家庭情況太特殊,所以自己有保持沉默權,這顯然是把個體與群體混為一談,沒有一個人通過發聲或揮舞道義大棒,就可以驅逼一個知識人去抗爭去發言。讓人不保持沉默的,只會是手執公器的公權力,所以,通過個體或時代具體情景,來為知識份子的所謂沉默權辯護,是失當的。

譬如憲政民主社會裡,公民應該投票,但公民當然有不投票權或棄票權,這二者並無矛盾,替知識份子擁有沉默權辯護者只要思考一下,如果憲政民主社會,公民都不投票,這個制度還有存在的意義嗎?在一個不義的政治生態中,如果知識份子都保持沉默,知識份子還叫知識份子嗎?這個問題的實質是,知識份子在技術知識之上,是不是要有道義擔當。如果都沒有,或者不能形成對政權的抗衡力量,這個社會必然淪陷。如同軍人對入侵者沒的抗擊能力,國家必淪陷。

茅于軾宣導常識

這是一個不缺真理,卻缺真相的時代,這是一個不差錢,卻缺常識的時代,無數媒體人與律師們,都在追尋真相,而公共知識份子與許多網路大V們,更多的在普及常識,宣導普世價值。

某種意義上,中國社會政治自清末洋務運動就一直在搞改革開放,一直在追尋民主憲政(從君主立憲到党主立憲),而中國知識份子們,則一直在致力於文藝復興與思想啟蒙。政治思想與文化領域,從戊戌變法到新文化運動,從天安門四五運動到北京八九民主運動,知識份子群體在社會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當然,也是悲劇性角色。這裡,人們面臨的問題是,知識份子是否應該審時度勢,根據自身安危來決定是否發言或干預社會。

知識份子不僅要傳播傳承知識,更要主張正義,如果知識與正義不相伴,那麼知識就是工具化的技術,社會正義不僅得不到主張,社會進步更是不可能。

我們翻開茅于軾先生寫的微博與博客文字,發現茅老並不致力於顛覆或推翻當政者,而是致力於講道理,普及常識。而其有火力的批判文字,也是對著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文革罪魁禍首,而對文革的否定,中共也有定論,認為這是毛發動的運動,給國家人民帶來災難。

通過茅老的新浪博客,我們看到,2015年上半年,他主要文章的篇目:《安徽姑娘生凍瘡的手》《採取限購要慎之又慎》《中國改革的制度觀》《回歸溫良恭儉讓》《法治社會要開放言論自由》《一切權力都要監督》《我國化肥全世界密度最高,土壤破壞利害》《你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兒嗎》,通過這些篇目的標題,我們可以看到茅老的對社會事務的廣泛關注,既對平民生活有體察有微的關切,又對公權力持有特別的警惕,既對自由言論持續宣導,又對自然生態有具體的調研,看到這位八十高齡的老者的博客文章,會讓人情不自禁地想:如果出現一百個或一萬個關注社會公共問題的茅于軾,那會是怎樣的人文景觀?一萬個茅于軾又會給社會進步造成怎樣的影響?

不知道什麼原因,茅老的新浪博客在當年十月份就停止了更新,但他的新浪與騰訊微博卻一直保持著溫和的發言狀態。通過他的微博,這些碎片化的資訊,我們仍然能感受到他永不停息的對社會的觀察與思考,批評與建言。

我們注意到,茅老的微博,2016年主要關注與思考的話題是:

人均GDP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兩回事;一切間接稅的稅賦都會轉嫁給別人;天則所課題組啟動了對《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方案》的研究;中國憲法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33條和35條);全世界的列強:英美德日俄等等,哪個國家對中國最壞?哪個第二?在文革中任何人都沒有生命財產的保障,上至國家主席和省部級幹部,下至黑五類,人人自危;天則所的員工薛瑞傑母親患白血病,他家是農村的,收入有限。我已為他捐款壹萬元,天則所的員工也紛紛解囊;當局鼓勵大家創新。但要知道創新的前提是自由,沒有自由哪談得上創新;各人都愛自己的國家,仇視別的國家,就容易發生戰爭。所以普世價值裡沒有愛國這一條;市場是無數自利的人互相服務而形成的,不是靠大家無私奉獻做起來的;為什麼要有憲法?就是給你一個依據和說法;什麼是公平?是行為的約束條件相同。你能做的我也能做;我不能做的你也不能做;衛計委的人說,計劃生育至少再堅持20年。好大的決心!不怕和人民作對20年;國際上有一個「納稅人組織」,是一個國際組織。各國也都有自己的「納稅人組織」。他們的目的是相同的,即監督政府對稅收的使用;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是沒有敵人的。沒有敵對勢力,更沒有階級敵人,只有罪犯或犯罪嫌疑人;馬克思在百多年前就批評當時德國的報刊檢查制度。等等。

上述這些文字,說的都是些常識,覆述常識或者闡明常識,許多學者不願俯身而為之,但茅老卻不厭其煩,關於言論自由問題,他既引述了憲法相關條文,又引論馬克思當年關於反對快報審查的文字,而關於稅收,茅老告訴網友,間接稅收對他人的轉嫁,而世界各國,納稅人都有組織地關注與監督自己交稅的用途,以此監督政府。憲法的價值,看起來沒有用,但它的卻是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依據,只有通過憲法,才能最終討得一個說法。如果像文革那樣,不僅普通百姓,連各級官員甚至國家主席,都可以蒙受冤獄。茅老還用簡潔的文字說明:愛國不是普世價值,而愛財卻是合理的個人追求;作為天則所的名譽理事長,他不忘為天則所的課題進行宣傳,譬如天則所啟動的《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方案》的研究,還有系列專題講座。與他關注安徽女孩手上凍瘡一樣,他還關注自己機構年輕人的家人,來自農村的工作人員家人生病,茅老捐款一萬元,並動員其它人士捐款。

如果按照傳統道德觀,我們完全可以說,茅老既是義者,又是仁者,還是智者,而生活中,他是謙謙長者,所以還是一位賢者、禮者,在許多人不敢言、以保持沉默以免引來麻煩的現實生態中,他保持著溫和地寸步推進,所以他也是一位勇者。

是的,木秀於林,風易摧之,但一萬個學者都在說,狂風還易摧之嗎?十萬百萬個學者在說理,說常識,整個社會生態氣候就會改變了,狂風就難以裹起風沙,一片一片的樹木就難以被風沙埋沒。所以,怕才可怕,社會需要無數的知識份子勇敢說真話,普及常識與宣導普世價值。

哲人說,我思故我在,在今天的社會生態中,我說故我在,不說話的人,就是不存在,不說真話的人,就不是真實的社會存在,不是真誠的知識份子。

*作者為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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