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忠偉觀點:從數字看八年抗戰的「浴血」事實

2019-07-07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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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在中國重慶,毛澤東與蔣中正舉杯歡慶抗日戰爭勝利。(維基百科)

1945年9月,在中國重慶,毛澤東與蔣中正舉杯歡慶抗日戰爭勝利。(維基百科)

八年抗日戰爭的分類統計數據(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8日)

「工程技術人員是工業化的中堅力量,對裝備製造業這種技術密集型產業來說尤其如此。1934年,日本大學、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機械、造船及車輛專業技術人員共3,648人,相比之下,1933~1935年中國整體大學工科畢業生僅3,350人,中日兩國裝備工業之發展程度與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邊界,對比極為鮮明。1929年,日本1,000人以上的裝備企業有28家,工人共66,238人;到全面戰爭爆發不久後的1938年,企業數增加到111家,工人則達到了392,525人。這還只是處於產業金字塔頂端的大型企業。而據1936年的報告,中國具有統計價值的裝備企業一共有753家,但工人僅27,000餘人,尚不及1929年日本大型裝備企業之規模。企業規模與資本規模具有正向相關性。裝備製造業屬於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戰前中日兩國裝備製造業在資本與技術人材上的差距,是一條巨大的鴻溝,並直接影響到兩國工業的製造能力。大型軍艦、戰鬥機、坦克、軍用汽車,日本憑藉著超過中國的裝備製造能力,不斷膨脹其野心,從「九․一八」到「一․二八」,一再挑起局部的戰火。事實上,日本的軍事冒險促進了三菱等裝備企業的成長,三菱電機社社長高杉晉一曾寫道:「三菱每逢一次戰爭就會擴大一次規模」。就這樣,軍閥與財閥相互勾結,一起推動日本走上了全面侵華的不歸路(註一)」。

一、1937年「七七事變」前中日兩國國力比較

1937年「七七事變」前中日兩國國力比較。(賈忠偉提供)

1937年「七七事變」前中日兩國國力比較。(賈忠偉提供)

二、1937年「七七事變」前中日兩國陸軍兵力、裝備比較

1937年「七七事變」前中日兩國陸軍兵力、裝備比較。(賈忠偉提供)

1937年「七七事變」前中日兩國陸軍兵力、裝備比較。(賈忠偉提供)

因為裝備與訓練差異,導致中日兩軍的戰鬥力差異非常巨大,在抗日戰爭初期,國軍除了正規的德式師(正式名稱為:「民國25年制陸軍調整師」)與少數中央軍外,大部分士兵都是剛入伍的的農民,不識字、剛放下鋤頭就拿起一把破槍,更遭的是有些連這樣的破槍也沒有,被迫拿著古時候的大刀、長矛、鳥槍、甚至是空著手…就被送上戰場。遇到訓練紮實的日軍,誰輸誰贏閉著眼睛都知道結果。一般來說:日軍1個大隊(相當於營)其戰力相當於國軍一個師。而抗日名將宋希濂將軍也估計1個日軍士兵的單兵作戰能力相當於7至8名中國士兵,甚至2個日軍士兵只需憑藉2支步槍,經常能阻擊國軍1個連的運動。最糟糕的是──中國士兵平均每日只能吃兩餐,其中一頓還是稀飯。據史料記載,某國軍部隊600人從貴州出發入滇參戰,步行1個月到達戰區時被餓死300餘人。同情中國的美國專家因此得出三個中國軍隊無法完整對付日軍的原因;一是飢餓、二是疾病、三是缺武器。

因此抗戰初期--平均中國軍隊傷亡和日本軍傷亡的比例為10:1,最典型的「松山戰役」,日軍1個聯隊約1,200人,遭國軍3個軍10萬優勢兵力圍攻,最終日軍除1人突圍外其餘的被全殲,國軍死亡1萬餘人。而在戰爭之初日本1個師團的武力裝備相當於中國1個師武力裝備的3倍;而在戰爭中後期,日本1個師的武力裝備已相當於中國1個師武力裝備的8至9倍之多。

三、1937年「七七事變」前中日兩國軍事力量比較

1937年「七七事變」前中日兩國軍事力量比較。(賈忠偉提供)
1937年「七七事變」前中日兩國軍事力量比較。(賈忠偉提供)

四、日軍在中國戰場建立的細菌部隊與兵力人數

日軍在中國戰場建立的細菌部隊與兵力人數。(賈忠偉提供)
日軍在中國戰場建立的細菌部隊與兵力人數。(賈忠偉提供)

五、抗戰期間國統區(國民政府有效統治區)法幣發行與物價變動率(1937~1945)

抗戰期間國統區(國民政府有效統治區)法幣發行與物價變動率(1937~1945)。(賈忠偉提供)
抗戰期間國統區(國民政府有效統治區)法幣發行與物價變動率(1937~1945)。(賈忠偉提供)

六、抗日戰爭各個戰役與損失分類統計

(1)中日兩國之間動員兵力10萬以上的大型會戰:22次。

(2)重要戰役:200餘次。

(3)地區戰鬥:1,117次(雙方兵力在1萬人以上)。

(4)小型接戰:38,931次。

(5)中國陸軍傷亡總數:3,211,419;陣亡:1,319,958人、失蹤:130,126、負傷:1,761,335人。

(6)中國空軍傷亡總數:陣亡:4,321人、負傷:147人,毀機2,468架。

(7)抗戰期間唯一一次的大型海軍戰役「江陰保衛戰」在1937年12月3日因江陰砲台失守而正式結束,整個戰役歷時105天。「江陰保衛戰」打完之後,我國海軍主力戰艦全毀,損失艦艇總數達當時海軍的85%。抗戰前全國海軍總數為121艘艦艇,除自沉25艘老舊艦艇外,被日軍擊沉高達88艘,到1939年1月時,海軍只剩下小型艦艇15艘,只能轉為江防部隊之用。

(8)國軍師級以上將軍(少將)陣亡268位,分別是──上將6名、中將57名、少將205名,其中除左權將軍為共產黨籍外,其他都屬國民黨籍;黃埔出身則有97位將軍。而團級以上軍官(中上校)則半數戰死殉國。必須特別一提的是原屬東北軍67軍中將軍長吳克仁將軍在淞滬會戰末期失蹤的疑雲。當時被指派擔任大部隊撤退掩護作業的67軍在完成任務要渡過蘇州河往昆山方向前進時,因遭到日軍的襲擊結果導致--軍長落水失蹤、殘部潰散,但最後竟被誤傳成是軍長率部叛變投敵,由於戰場訊息混亂無法求證,使得吳軍長疑似叛國的罪名ㄧ直無法獲得澄清,因此在抗戰勝利之後,雖將吳克仁將軍列名在抗戰中陣亡8個軍長之一,但國府並沒有將其入祀於忠烈祠之內。直到1981年(民國70年),先由旅美報人田雨時發表專文,希望能為吳將軍恢復名譽,後在吳家子女的一再陳情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民政部於1987年2月,才正式追認吳克仁將軍為革命烈士,同時向其子女頒發了烈士證書。兩年後(1989年/民國78年)中華民國政府也將吳克仁將軍的靈位迎入忠烈祠,並且舉行了隆重的祭祀儀式,算是為其恢復了名義,但此時離吳將軍為國捐軀已達51年之久!

(9)中國有形財產損失:估計超過6,000億美元;另外戰時中國無數的文物與古蹟,都遭到日軍大量的摧毀與劫掠(包含珍貴的北京人之頭骨),查有實據的有--古書、古字畫、碑帖…共計360萬件又1,870箱,被破壞古蹟多達741處。

(10)中國無形財產損失:天價。日本從1895年至1945年的侵略破壞所造成的中國文化傳承斷裂與對國土環境巨大的破壞,甚至引起後來的紅色共產革命,不但加大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更加深了中國的國窮民困,這些都無法用數字或是任何形容詞來精確表達。

(11)日本佔領區(淪陷區):共26省1,500餘縣市,面積600餘萬平方公里。

(12)中國平民死亡及失蹤人數:超過3,500萬人。(單單南京一地在1937年底,被屠殺中國軍民就超過30萬人)

七、國軍到底消滅多少日軍

一般估計,國軍殲滅日軍約44萬至200萬人之間,會出現這麼大的數字落差,主要癥結就在於不同學者對於各類資料的解讀不同、再加上日本政府從未正式公佈過其在中國的全部陣亡數字所致,因此八年抗戰當中,中國戰場上到底消滅了多少侵華日軍,就成了各說各話的難解謎團,比較重要的研究與統計分列如下:

(1)美國學者根據戰後日本政府的檔案統計發現,在中國大陸被擊斃的日軍,應該是44萬餘人;

(2)當時擔任國軍參謀總長的何應欽將軍在其所著《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史》一書中公佈的數字則為48萬人;

(3)而大陸的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則採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綜合統計後的數字55萬人,因為這其中包括了被中共所謂敵後武力所殲滅的日軍數字。

(4)二戰時期曾經擔任海軍隨軍記者的日本歷史學家--伊藤正德在他所寫的《日本軍閥興亡史(文藝春秋於1959出版)》當中,記錄戰死在中國的日軍,共計約789,370人。但歷史學家黎東方教授則指出:「……伊藤正德在他的《日本軍閥興亡史》中,列了789,370人,作為在華日軍的死傷總數。他不曾把桂黔會戰和湘鄂贛會戰的日軍死傷人數包括進去。倘若包括進去,則在華日軍死傷人數總數可能超過80萬人。」

(5)日本《讀賣新聞社(Yomiuri Shimbun)》編輯出版的《中國慰靈》這本書的統計顯示--日軍在中國陣亡總數,超過70萬人,但其中並不包括被蘇聯紅軍、抗日聯軍在東北和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在印緬戰區所殺死的日軍。

(6)中國大陸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將軍(少將)在其所寫的《蘇聯出軍東北(解放軍出版社/2015.08.01)》這本書中,以日本學者的研究資料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國戰場(不包含東北與滇西、緬北戰場)死亡的日軍共45萬人。

但曾任大陸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劉大年教授(1915~1999)則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劉教授指出,根據日軍師團編制來計算,從「七七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為止,日本歷年投到中國關內戰場上的陸軍,最多年份佔編制總額的90%,最少一年佔35%,八年的平均則為76.4%,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但日本陸軍主力仍然分佈在中國戰場上。劉教授統計發現,從1931年(民國20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為止,日軍在其國土境外作戰共傷病戰死者為2,874,000多人,其中89萬餘人死於太平洋戰爭,多達1,984,000人是死在中國戰場。

(7)不過根據服部卓四郎(Takushiro Hattori,1901~1960,陸軍士官學校第三十四期畢)戰後所寫的《大東亞戰爭全史》內的統計資料顯示,整個二次大戰中,日軍海陸軍死亡與失蹤的總數只有1,858,811人,還未超過2,000,000人。

(8)何邦立在他所的《筧橋精神~空軍抗日戰爭初期血淚史(獨立作家)》這本書中(p151~152)以戰後日本厚生省援護局的資料指出,日本投降前,在華陣亡軍人總數為:431,100人(東北:26,500人、大陸其他地區:404,600人),這數字並不包含臺灣地區死亡的37,400名日軍。日本投降後,在華陣亡的總人總數增加為:504,100(含臺灣地區死亡人數)。而整個二戰期間日軍在各戰場(中國、緬甸、印度、太平洋等地)的海陸軍死亡人數合計:2,121,000人。

八、投降之日偽軍統計

(1)投降日軍:日本投降時的兵力分布。投降時日軍總數720萬,其中「中國派遣軍」105萬,佔總數的15%弱;日本關東軍向蘇軍投降68萬,占9%。在太平洋戰場向以美軍為首的盟軍投降的「南方軍」和「國內軍」合計約550萬,占76%。

(2)殲滅偽軍:118萬人。

(3)投降偽軍:146萬餘人。

服部卓四郎,為戰爭末期中國戰場「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作戰」,中方稱之「豫湘桂會戰」)」的計畫主導者。(賈忠偉提供)
服部卓四郎,為戰爭末期中國戰場「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作戰」,中方稱之「豫湘桂會戰」)」的計畫主導者。(賈忠偉提供)

九、國軍徵兵制度尚未確立,致使抓兵弊端百出

自1929至1933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25,000名軍官中,就有1萬名犧牲在戰爭全面爆發的前4個月之內。在1937年淞滬抗戰中,「國軍官兵每小時的死傷數以千計,主力各師補充兵源達4、5次之多,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2/3,旅、團長傷亡竟達半數以上」;國民政府官方的正式紀錄是--淞滬戰役歷時10週,中日雙方動員兵力超過100萬人,其中國軍75萬人、日軍約25萬人。但因為國軍整個防線都暴露在日本海軍火砲的射程之內,結果造成85個師的兵力的損耗,傷亡官兵高達33萬人(何應欽將軍的個人統計顯示:國軍死傷約187,200名;另外也有紀錄指出:國軍傷亡25萬餘人);由德國軍事顧問所訓練出來的德式裝備步兵師,抗戰軍興才半年即耗損殆盡。

最糟糕的是這麼重大的傷亡率,造成各部隊平均缺員至少30%以上,但新兵的招募作業卻是困難重重。中華民國政府雖在1939年(民國28年)2月1日就已成立【軍政部兵役署】,來負責處理兵源的徵集作業。但因為當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再加上戶政制度仍在初建時期,因此說是徵兵,倒還不如說是--是到處抓人來充數,以致出現各種弊端,衍生不少家庭悲劇。對執政當局及民心士氣打擊之深,由此可見,也為戰後中共建政鋪下了勝利的基礎。故總統蔣經國先生(1910~1988)曾經在江西負責過徵兵作業,他就曾親眼見過這樣的亂象:

「看了幾處接兵站,大門有槍兵把守。壯丁關在裏面的黑房裏,窗子都釘死了,門上加鎖,大小便都在裏面。出來活動,用粗繩串連著,看來比囚犯還慘。

看了有的補充團的營房,都住在青磚大房子裏,門口有槍兵把守,像一座監牢。裏面的新兵雖然沒有鎖在黑房裏,但限制分班集中在營房裏,不准走動。很少出操,更不敢把槍彈發給士兵。當官的,軍械庫和軍需品都遠在另外的房子裏。只有等正規部隊來把兵接走,那就『交兵』大吉!」這樣的抓兵方式,死亡率自然相當的高。

曾經在抗戰時擔任美國《時代》周刊駐中國通訊記者的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1915~1986)在其與賈安娜(Annalee Jacoby)合著的《中國暴風雨(Thunder Out of China;原意為【中國的雷聲】)》一書中就寫著:「……進入軍隊,通常就是一種死刑--死在路上,死在徵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在抗戰時擔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蔣夢麟先生(1886~1964,曾任教育部長、北京大學校長),他在1941年7月時曾經寫了一份兵役狀況的視察報告給蔣介石,蔣夢麟的報告中就有一段關於抓兵的血淚記載:

「戰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咸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當年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公佈的數字,抗戰八年全國實征壯丁約1,405萬人,照上面的比例來計算,抗戰壯丁被虐待致死與開小差的在350萬人以上。

而這些抓來的士兵,除了受到這些不人道的待遇外,平均素質、體格都相當低落,大多數都是不識字的農夫。各步兵作戰單位,不僅缺乏砲兵及交通運輸工具的支援--只靠兩雙腿走路,甚至連砲兵的大砲也都是靠人力來運輸(可以参考:張拓蕪所著之《代馬輸卒》系列書籍;而所謂「代馬輸卒」指的就是以人代馬拉砲)。最糟糕的是基層部隊極度缺乏醫藥繃帶,官兵不論階級,一旦作戰受傷幾乎就是宣告死亡。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高斯(Clarence E.Gauss,1887~1960)就引用蔣夢麟的報告指出:「中國當時徵來(抓來)的兵當中,100人中只有10人身體及格;當有了飯吃,經過訓練之後,這100人中也只有22人可以打仗,因此中國當時最需要的,第一是糧食、第二是醫藥、第三是領導、第四是武器裝備。」

為此蔣中正還因此大怒在1945年(民國34年)7月5日--以「貪汙舞弊、拉壯丁吃空額、冒領軍餉、貪污軍工木材、私自建豪宅…」等罪名槍斃了當時的兵役署長、兼中央訓練團兵役幹部訓練班主任的程澤潤中將(1894~1945,陸軍小學第四期畢,四川陸軍學堂畢)。

十、結語

美國著名的海權論鼻祖、海權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在評述「日俄戰爭」時,將艦隊分為兩種類型:「要塞艦隊」和「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概念,其中「存在艦隊」的理論是將艦隊理解為可以完全脫離基地、要塞而存在,僅將要塞視為艦隊的供應基地。而表現在戰略上的涵義就是指艦隊作戰並不只有在於有形的消滅敵人,只要船艦是實質存在的,威脅就存在,敵人為了防備這些可能的攻擊,就必須部署防衛力量,如此就能牽制敵方一部分的軍事武力,自然能給予敵方,不管是--運輸、防禦……等各方面的沈重壓力,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德蘭海戰(Battle of Jutland;德國稱為「斯卡格拉克海峽海戰」/Skagerrakschlacht)之前,德、英兩國海軍為了保持艦隊戰力,避免損失,結果是相互牽制而不敢冒險出戰。所以即使國軍在抗戰時期因為整體作戰實力遠遜於日軍,甚至在幾次重大戰役都無法有效擊退日軍、或是給予日軍迎頭痛擊,但對應在「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的戰略理論當中,殲敵與否已不再是這場硬戰勝負的唯一因素,單單就中國軍隊不屈不撓的與日軍纏鬥、牽制日軍與遲滯日軍的行動長達8年之久,就已能對整體戰局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

而除了中國戰場讓百萬日軍陷入泥淖外,以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為參戰主力的緬甸戰場,更能有效減低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上所承受的軍事壓力!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有戰略家認為中國戰場戰略價值已逐漸降低,但盟軍在緬甸開闢另一條戰線,不但可以防堵日軍前進印度,還可以幫助美國實現「跳島戰術(日本稱為:飛石戰術,註七)」,加速向日本本土前進,最重要的是可以藉此吸引更多的日軍,減少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傷亡。

因此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就曾感嘆的表示:「……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的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馬歇爾將軍(G.C.Marshall,1880~1959)在二戰末期所寫的《馬歇爾報告書》也指出:如果中國提早被日本擊敗--「…日本將毫無阻礙的利用中國廣大的資源…當美國與英國在歐洲完成其工作後攻擊日本本土各島時,日本政府將逃往中國,在一塊廣大富庶的陸地上繼續從事戰爭……」

對此一向對國民黨沒有好感的美國現代中國問題專家與歷史學者的易勞逸(Lloyd E. Eastman,曾任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城分校歷史系教授)在其著作《毀滅的種子:戰爭和革命中的中國1937~1949(又名《蔣介石與蔣經國》)》中就一反常態的稱讚起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為--「為國民黨說句公道話,她在與一個在組織、訓練和裝備上占有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八年,與法國(她對德國的抵抗在僅僅六個星期的戰鬥後便崩潰了)和英國(她從美國得到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中國軍隊的抵抗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她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挫敗了日本人對於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國民黨軍隊從沿海地區退卻,遠離於主要交通網路所能達到的地區。她們轉向消耗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的遼闊國土。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她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大平洋地區對西方躍島(跳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1945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註八)

附註:

(註一)參見--嚴鵬:《戰爭與工業~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裝備製造業的演化》(浙江大學出版社),P23~24。

(註二)參見──

(Ⅰ)唐伯明、張勃、尚婷:《二戰交通史話~國家生命通道》(人民交通出版社),p6。

(Ⅱ)讓․洛培茲、文森․貝爾納、尼可拉․奧本/尼可拉․吉耶哈繪(洪夏天譯):《用資訊圖表讀懂第二次世界大戰》(商周出版),p72 。

(註三)參見──曹劍浪:《國民黨軍簡史》(解放軍出版社)。

(註四)參見──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統計》(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p174。

(註五)參見──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統計》(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p149~150。

(註六)參見──《抗戰勝利的代價》許倬雲、丘宏達主編(聯經出版);原始資料來自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pp.160,303。

(註七)所謂的「跳島戰術(Island hopping,或稱:蛙跳戰術/Leapfrogging,日文稱為「飛石戰術」)」。就像青蛙跳躍,只揀重要的點加以佔領的方式。麥帥初期在新幾內亞所實施的跳島戰術的跳躍距離,約為300公里上下,最後在接近菲律賓島時則達1,000公里,這與美軍戰鬥機的續航力提升有關!而在1942~1944年初期的跳島戰術,由於美軍戰力的損耗過大,因此每次跳島戰術的施行間隔大致為3~4個月。但在1943年12月26日登陸新幾內亞東北部的昆比角,之後突破丹皮爾海峽之後沿新幾內亞北部海岸推進的跳島戰術,時間間隔提高到1個月到一個半月。

而中國戰場的重要性也因為續航力高達1,500公里的遠程轟炸機B-29與新式Essex行快速航空母艦問世後,美軍實施前述之「跳島戰術」而失去其戰略價值。就因為中國戰場不再重要,因此美國參謀部作戰司在1943年10月18日所呈送的秘密建議書就指出--…吾人在中國戰場只應予以下列任務:一、維持作戰。二、現用現有空軍基地。三、中印緬戰場任務與約諾不再增加。四、訓練中國軍隊只限30個師的數目。

參見─

(Ⅰ)崛榮三(鍾瑞芳譯):《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廣場出版),p102~110。 

(Ⅱ)梁敬錞:《中美關係論文集》(聯經出版),p292~293。

(註八)參見──易勞逸(王建朗、王賢知譯):《毀滅的種子:戰爭和革命中的中國1937~1949(又名《蔣介石與蔣經國》》(李敖出版社),p149~150。

*作者為中正理工學院專科班畢,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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