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老師帶頭監控學生!30年前校園白色恐怖:威權統治不一定天天拿槍指著你,他讓你恐懼就好

2019-07-19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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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有辦法想像嗎?坐在你旁邊的同學、社團的誰誰誰是監控你的,你能體認現在課外活動組的林老師,就是每天寫你報告的人嗎?」(示意圖/naosuke ii@flickr)

「你們有辦法想像嗎?坐在你旁邊的同學、社團的誰誰誰是監控你的,你能體認現在課外活動組的林老師,就是每天寫你報告的人嗎?」(示意圖/naosuke ii@flickr)

「你們有辦法想像嗎?坐在你旁邊的同學、社團的誰誰誰是監控你的,你能體認現在課外活動組的林老師,就是每天寫你報告的人嗎?」

目前任教於屏東大學的邱毓斌曾在課堂上這樣談起30年前的校園白色恐怖,那些孩子驚呼:「老師,你們以前這樣怎麼活?」早上幾點起床打籃球、幾點吃早餐、跟誰說話都被鉅細靡遺地記下,如今年輕人難以想像的事情卻是彼時大學生的日常,就連解嚴後1995年邱毓斌畢業當兵也一樣被監控,他還記得退伍時一個阿兵哥好奇問他過去是不是混黑道、為何要每周寫他3000字報告,當邱毓斌回答只是上街頭抗爭時,對方傻眼:「靠,那又不是什麼嚴重的事!」

「講到白色恐怖,大家會想到政治犯,但我們討論威權體制這麼多年,受害者只有這些人嗎?」日前啟動校園監控研究專案的促轉委員葉虹靈如此提問,而在邱毓斌看來,所謂威權統治是這樣的:「威權統治不一定天天拿槍指著你,他讓你恐懼就好。」

校長作為「校園安定小組」領頭、教官與老師吸收學生做線民寫報告、學生畢業當兵換到另個體系被監控,如今促轉會初步勾勒的校園監控模式沒有子彈沒有刑求,卻曾讓多少大學生恐懼驚惶、無法信任身邊任何人,甚至也讓爸媽擔心受怕。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9日發布紀錄片「不是自己寫的日記」,並找來80年代在校園中被監控的當事人閱覽當年的監視檔案。(取自促轉會臉書影片)
校長作為「校園安定小組」領頭、教官與老師吸收學生做線民寫報告、學生畢業當兵換到另個體系被監控,這監控模式沒有子彈沒有刑求,卻曾讓多少大學生恐懼驚惶、無法信任身邊任何人(取自促轉會臉書影片)

校長帶頭做監控!大專院校一年佈建5000人 線民報告精細到「演講逐字稿」

國家監控是如何運作?爬梳調查局移轉檔案的促轉會研究員黃奕瀠指出,校園、媒體、海外人士、外省社群可能都有各自的監控模式,無法說出一套固定的樣態,目前促轉會掌握較多的是校園監控;自國民政府來台後校園監控就已開始,有些自由主義的學校如台大可能會抵抗,但也陸續失守,由校長擔任「校園安定小組」的領頭、教官與調查局安插的行政人員為執行者,系上老師也可能被吸收、5個老師安插1個來控管學生,同時也吸收同學做線民。

據促轉會日前揭露資料,「春風會報」1975年接受指揮人員有3900個、1983年則有5041個,那時做線民是有錢拿的,校園線民的收入直接從調查局撥款,黃奕瀠就曾聽過某個被監控者當年碰到同學告解:「我要特別謝謝你,我這大學4年學費都靠你。」也會有些大一新生被帶去請喝咖啡、吃牛排:「18歲19歲的孩子被大人情治機關找去喝咖啡,嚇你幾句,你什麼都會講啊!」

一年灑錢養5000多個監控人員,這些人寫了些什麼?曾被監控的台大學生、大學新聞社成員林國明日前在公視「有話好說」節目提到,他很驚訝在校園肥皂箱演講、社團會議都有被記錄,甚至精細到「逐字」,雖然當年社團同學多少知道自己被監控,卻不知可以如此詳細,甚至還有線民緊急打電話通報情治單位的記錄。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9日發布紀錄片「不是自己寫的日記」,並找來80年代在校園中被監控的當事人閱覽當年的監視檔案。(取自促轉會臉書影片)
昔日台大學生林國明看到自己的檔案很驚訝,在校園肥皂箱演講、社團會議都有被記錄,甚至精細到「逐字」(取自促轉會臉書影片)

黃奕瀠指出,從檔案可見資料樣態是「層層上報」,第一層先寫下被監控者的生活起居、跟誰見面,到了第二層簽核者會賦予這些言行一些意義,例如某學生可能寫了篇文章,上報時就會加上「某人值得注意,有顛覆可能」等註解。

這些檔案內容未必是真實的。1981–1985年就讀台大、待過大學論壇社、受促轉會邀影看過檔案的謝穎青受訪時指出,寫他報告的人其實很善良,系上與社團同學、系上老師,同學們之間消遣政府的玩笑話都被如實記下,但檔案到了第二層情報人員會如同「寫作文」一般編織出「路線」與「陣營」,就連上課被問個「廁所在哪」的同學都可能被寫成同夥,謝穎青嘆:「這一半以上都是作文!沒有的事情被他寫得……而且還株連多數人。」

監控檔案「跟著一輩子」:當兵第一天就被連長叫去電、小兵每周寫他3000字報告

所謂監控當然不只寫報告,1988–89年參與後勁反五輕運動、1990年又走上野百合學運的邱毓斌說,野百合的第2天院長就直接找上他跟社團其他高年級同學了,拜託他們別去:「你就是被盯上嘛,隨時知道你在幹嘛,這票學生就是學校做記號!」

老師上課點名時也會特別抱怨這些搞社運的學生,說是他們害社會系研究所被教育部打回票、「邱毓斌這種上街頭搞運動的讓教育部不開心」,這時一群人就會跟老師吵架:「在我們那時候已經是戒嚴末期了,大家沒有那麼怕,反而是會滿high的──老師那樣罵你,我們就很high罵回去,罵完同學還會鼓掌!」

但全班鼓掌的氣氛是少數,監控帶來更多的是人心驚徨,促轉會研究員黃奕瀠說,監控的影響之一便是:「他不停地弄你弄你,你不知道敵人在哪、不知何時會被關……我看到檔案還說某個台大學生在醉月湖大喊說:『情治機關把我記下來啊,我現在就講給你聽啊!』」

這些監控記錄也會隨著學生畢業、求職而移轉到不同系統,黃奕瀠指出,如果是出國留學就會被移到海外學子系統、如果回來教書又回到校園監控、進政府或國營企業則是被「人二」管理,而在昔日台大學生謝穎青看來,對抗體制、衝撞審稿制度只是年少輕狂的「玩一玩」,但他萬萬沒想到:「我們本來以為玩個階段就好,沒想到跟著一輩子。」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9日發布紀錄片「不是自己寫的日記」,並找來80年代在校園中被監控的當事人閱覽當年的監視檔案。(取自促轉會臉書影片)
「我們本來以為玩個階段就好,沒想到跟著一輩子。」(取自促轉會臉書影片)

而當年中興學生邱毓斌知道,有些野百合世代去當兵是會被釘很慘的,那些國安資料會一直跟著,甚至後來他才從母親得知,研究所時這些資料被送到他戶籍地的警局,警察每3個月都到家裡做訪問,帶給家人不小的壓力。

儘管中華民國於1987年宣佈解嚴,1995年邱毓斌當兵、都已經過了8年了,他還是被監控。邱毓斌還記得自己當兵第一天被連長叫去,嗆說要知道「分寸」不要「亂搞」,後來他才知道他要去當兵真的轟動全單位,抽籤一決定,國防部政戰總部、空軍總司令部政戰部都有專人下來召開「專案會議」,就是急著商討「邱毓斌要來報到了,該怎麼辦」。

這是退伍前一個阿兵哥告訴邱毓斌的,他受長官吩咐每個星期寫邱毓斌3000字行蹤報告,很困惑為什麼要這樣記錄邱毓斌,問以前是不是販毒、做黑道,當邱毓斌回「沒幹嘛,就上街頭」時,對方整個愣住:「靠,那又不是什麼嚴重的事!」

邱毓斌可以理解那阿兵哥只是奉命行事,知道自己整個軍旅生活被寫,他只是涼涼說:「啊,辛苦辛苦,早知道你跟我講,我寫給你就好了嘛!」

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威權統治不一定天天拿槍指著你,他讓你恐懼就好

在邱毓斌看來線民未必是惡意,一種可能單純因為「忠黨愛國」被吸收,更多的或許是自知監控不道德、卻因害怕或恐懼被逼著做的人,或是像當初去他家的管區警察、當兵時記他的阿兵哥,這些監控對他們來說只是「執行業務」,就算不以為然還是會照長官吩咐做事,「我不會期待這種人在那年代揭竿而起說『我不會做,這怪怪的』,你去懷疑的反而是怪咖、你不照做的反而是怪咖。」

只是未必是惡意的行為依然造成不小傷害,甚至可能造成錯殺。促轉委員葉虹靈舉例,1983年東吳政治系教授被線民捏造行蹤遭解聘,當時校方說法是政治系要減班,但在檔案裡很明顯地寫著黃爾璇是「偏激教師」、不能待在校園。

更深遠的影響是造成「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不敢隨意說話,就連要被「吸收」的學生也一樣恐懼。過去台大政治系學生黃秀如日前投書促轉會提到,當年她是國民黨員、加入大學新聞社,大一時教官要她去編輯會議做記錄回報開會內容,她嚴正拒絕當間諜:「教官,不要污染我這種心靈純潔的學生!」當局還是想吸收她,再找了黨部、調查局接觸,她永遠忘不了某天深夜有個聲音溫柔的男性打電話給她,說知道她一切的事情、甚至有私人看病的記錄。

「這一通電話,讓我真正開始害怕。」黃秀如雖然還是拒絕當線民,但那通電話給她不小影響,包括1986年她雖加入學長吳介民組成的鹿港杜邦調查團,不到3天她就逃走:「情治單位就是會透過各種關係以各種方式恐嚇你,而我真的嚇壞了。後來想想,我應該是那個圈子裡最膽小的人吧……」

「威權統治不一定天天拿槍指著你,他讓你恐懼就好。」邱毓斌這麼說。這些恐懼甚至蔓延到他的父母身上,身為軍公教的父母很清楚監控系統如何運作、資料會跟著孩子一輩子:「所以你會對小孩的未來心生恐懼,會擔心小孩大學會不會無法畢業、當兵會不會被操很慘、是不是不能出國、找不到工作、顛沛流離……這種恐懼就來了,不一定想到我兒子要去綠島坐牢,但光想到那段,很多父母就手腳軟了。

親戚也因為擔憂而對邱毓斌的父母施壓,痛罵媽媽:「會不會教兒子?妳怎麼教這種兒子!」即便政治立場相近的親戚也會勸邱爸爸說要跟兒子「講一下」,邱毓斌說媽媽長期活在壓力裡,到了過世前幾年70多歲時講到最後都還是會哭,儘管爸爸總會頂回去「你們不要管,這兒子講不聽」,那些壓力依然持續壓在他們身上。

解密校園監控意義:最起碼要讓現在的人知道以前曾經是那樣子活著的,台灣社會以前是以那種形式存在…

葉虹靈表示,如今促轉會的校園監控研究計畫,是想解析過去當事人心裡多少知道的「隔牆有耳」如何運作,這些事情可能在過去模模糊糊,但這些人也是廣義受到威權統治影響的受害者:

「講到白色恐怖,大家會想到政治犯,但我們討論威權體制這麼多年,受害者只有這些人嗎?……不管加害體制這端、受害者這端,我們要複雜化並拉開光譜,不是只有鎮壓跟白色恐怖,還有不同年代不同部門受到監控的這些人。」

葉虹靈指出,目前校園監控研究只是起步,由於檔案記錄未必真實,例如有些人可能明明沒答應要做線民卻仍被記下來,又例如監控內容有一些寫到當事人隱私甚至涉及床笫之事,冒然公開恐怕造成傷害,目前還在評估公開檔案後的影響。雖然目前研究還無法完整說出監控完整運作模式,但接下來促轉會盼望能把上層運作、機關跟機關的關係、不同場域監控個案跟學者研究討論後有個初步結果──更重要的是,為期兩年的促轉會必須一一發函請情治機關將檔案移轉出來才能進行後續研究,才能更清楚整個模式。

而在邱毓斌看來,去談這段監控歷史的意義是:「最起碼要讓現在的人知道以前曾經是那樣子活著的、台灣社會以前是以那種形式存在,這歷史記憶一不小心很容易再犯,國家對人民的監控這很容易,什麼時候他做了決定、理由很冠冕堂皇,他就回來了。」

20190616-「撐香港,反送中」集會活動,屏東大學副教授邱毓斌發言。(盧逸峰攝)
就連解嚴後1995年邱毓斌畢業當兵,也一樣被監控(盧逸峰攝)

「我們可以把歷史檔案曾經發生的事情搞清楚,我們有更多素材可以講過去社會曾經犯過這樣的錯、我們以後要避免什麼樣的東西。」這是邱毓斌對促轉會工作的期待。

除了檔案以外,當事人現身說法也是極為重要。邱毓斌說雖然那時代很多人不太願意承認心裡的恐懼,甚至有些現在50–60歲的人在這般政治體制下過得不錯、歸因為「我會過這麼好,基本上是過去那監控的結果」,但當邱毓斌自己在課堂上跟年輕人道出30年前的監控氛圍,不曾經歷過戒嚴的孩子是有感的:

「我談到這些對同學說是很管用的,對他們來說我有個具體的東西告訴他們,他們聽到眼睛亮亮、嘴開開,『天啊,老師你們以前這樣怎麼活啊!』「你們有辦法想像嗎?坐在你旁邊的同學、社團的誰誰誰是監控你的,你能體認現在課外活動組的林老師,就是每天寫你報告的人嗎?……透過當事人的言說,我們透過有效的方式把這些東西讓更多人知道。」

談起白色恐怖,血淋淋的刑求與槍決看得見,無形的恐懼與壓力卻是難以言說,無論那時代的人是否還願意提,這些監控帶來的人心惶惶確實是台灣校園一頁戰慄的歷史記憶。那些年的台灣不自由,而許多走過的人盼望的,就是守住這時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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