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世岳觀點:終止GSOMIA後的東北亞安全情勢

2019-08-31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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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民眾在首爾的日本大使館外抗議,要求政府廢止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美聯社)

南韓民眾在首爾的日本大使館外抗議,要求政府廢止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美聯社)

本(8)月22日,韓國決定終止與日本的《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這項直接針對北韓軍事動態,並可延伸對北京與俄羅斯的情報交換協議,在美國川普政府退出《中程導彈條約》,對北韓試射短程飛彈大開「綠燈」,以圖謀在東亞等地佈署中程導彈的同時,更顯詭異。

自上(廿)世紀冷戰以來,東北亞的安全穩定實質繫於美日安保體系,形成「美+日 V.S. 中+朝」的平衡格局,南韓的軍事地位則隨著駐韓美軍從高峰期的約七萬名,降到目前的不足三萬人,逐漸邊緣化。南韓進步派政權追求國家自主的初衷可以理解,但缺乏整體規劃,將內政上的競爭錯誤連結對外政策,激起日韓兩國對立的民族主義情緒,恐將攪亂東北亞的區域安全情勢。

戰後日韓關係的發展構築在冷戰結構下,面對國家復興與共同威脅所激發的脆弱基礎上。2018年10月,韓國最高法院在二戰時期徵用工訴訟乙案中,判決日本製鐵(原新日鐵住金)敗訴,致使日本企業成了訴訟和資産扣押的對象。對於戰爭期間,日本政府不當徵用韓國勞工乙事,雙方爭議已久,成為戰後日韓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癥結點,惟面對韓戰後國家重建的需要與對北威脅的警覺,1965年6月22日,日韓兩國在經歷13年零8個月的冗長談判後,雙方在日本首相官邸簽署《韓日基本關係條約》、《關於旅日朝鮮僑民法律地位和待遇的協定》、《日韓漁業協定》、《日韓關於解決對日財產請求權和經濟合作的協定》、《日韓關於文物及合作的協定》等文件後正式恢復邦交,惟當時並未公布雙方建交的交易條件,由此埋下爭議的源頭。

日韓的戰後和解,在韓國進步派陣營執政後面臨挑戰。2005年,韓國公布日韓建交外交資料,依據當時會談紀錄,韓方曾提出3.64億美元的補償要求,雙方最終商定,日本提供3億美元無償援助、2億美元有償援助,以及3億美元商業貸款,「一次性解決」受害者索賠問題。簡言之,日方希冀透過經濟合作模式以交換韓國政府放棄「索賠權」。然而,當時的朴正熙政權並未將補償金發放給受害者,而是用來發展經濟,只在1975-1977年間根據《對日民間索賠補償法》等相關法律,在有限的範圍內發放了少量的補償金。1998年,進步陣營的金大中當選總統,惟面對1997年所爆發的金融危機,暫時性穩住日韓關係,之後進步陣營的盧武鉉總統執政時期,即因為一連串的歷史爭議,加劇雙方間的矛盾,所幸接下來的十年由保守陣營的李明博與朴槿惠執政,日韓關係雖未明顯改善,但對立的分歧受到有序的控管。

促成當前日韓關係迅速惡化的直接導火線是,文在寅政權過度操弄韓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引發安倍政權的反射性對抗。對於韓方「重炒」已經政治解決的徵用工議題,日本安倍政府也不甘示弱,以管制高科技關鍵零件和踢出貿易出口「白色名單」作為反擊。

受挫的文在寅政府,一方面訴諸「經濟民族主義」投入重金,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擺脫對日本的科技依賴;另一方面,則進一步舉高「政治民族主義」大旗,針對喧鬧已久的慰安婦爭議,文在寅政府一反前政府的政策態度,解散和解與治癒基金會迫使《韓日慰安婦協議》實質性凍結,甚至韓國國會議長文喜相還發言表示,要求日本天皇就慰安婦問題道歉,為日韓對立「加油添柴」。日本政府的反應,或許屬於預防性措施,而使得爭端侷限於日韓兩國間,但韓國進一步廢除GSOMIA,則將兩國歷史爭議轉化成區域安全議題。

南韓民眾在首爾的日本大使館外抗議,要求政府廢止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美聯社)
南韓民眾在首爾的日本大使館外抗議,要求政府廢止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美聯社)

在中美霸權競爭格局下,「敵我區隔」是現階段的重點。雖然韓國在東北亞的戰略地位重要性在下降中,使得東北亞區域的穩定,仍舊繫於冷戰以來的美日安保體系。韓國退出GSOMIA短時間內當然不致使得東北亞安全局勢產生巨變,但應當擔憂的是,GSOMIA事件究竟是「第一槍」還是「就此打住」?民族主義是一把雙面刃,當政治人物有意識去煽動民族情緒時,如何回歸有序的國際互動,恐怕將考驗日韓兩國領導人的智慧。

*作者為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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