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評:政府少管是最佳政策─行動支付案例

2020-01-20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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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行動支付相關金融服務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相較之下台灣在這方面反而較保守而落後。(Jonas Leupe@Unsplash)

中國行動支付相關金融服務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相較之下台灣在這方面反而較保守而落後。(Jonas Leupe@Unsplash)

根據金管會資料,去年前11個月,國內行動支付交易額已破千億元,相較2016年的14.9億元,堪稱是一種「野蠻式成長」,原因不是政府全力投入,而是政府放鬆、少管,某個角度而言,這是一個經濟學上成功的「古典案例」。

根據金管會銀行局公告的資料,去年前11月行動支付交易額1,003億元,是2018年前11月同期的2.4倍(418億元);拉長時間看,2016年僅14.9億元(當年從3月才開始統計)、2017年為148億元,到了2018年一舉來到478億元,幾乎每年都是以數倍的速度增加;行動支付的普及率也超過5成。

民眾對行動支付近年的飛躍成長、及其帶來的便利性,應該是感觸深刻。從幾年前渾然不知行動支付為何物,到現在從小商家到大賣場、百貨公司,都能使用行動支付,雖然與中國那種「出門只要帶手機免帶錢包」、連乞丐都用行動支付的地步仍有距離,但這幾年的快速成長、且未來前景仍看好,則是無庸懷疑。

而台灣行動支付的快速成長,其實不是政府作了什麼偉大的事、或投資了多少錢,而是政府放鬆、少管,就成就今天局面。或是講得更明確一點,就是政府只作了一件事:訂出法令、讓民間企業可循法上路,如是而已。

在行動支付世紀之前,相較於中國大陸,台灣無疑是金融基礎建設更完善、更先進也更方便─到處是銀行分行、郵局、農漁會,ATM隔幾步就一台領錢方便,信用卡更是普遍到平均每人持有3.9張。

但當行動支付啟動時,台灣因為原有金融基礎建設算是方便,往行動支付發展的動力較小,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保守與阻擋,不論是對行動支付、第三方支付、甚至一般的電子儲值,政府主管單位都是用最嚴格、最保守的態度對待與管制,例如部份已經在經營網路交易代收付業務的企業,還被檢方以違法來起訴或被金管會下令停止業務,悠遊卡曾受限於銀行法而不能作其它支付。

結果就是讓自認科技先進、是矽島的台灣,成為金融科技最落後的國家,根據金管會2016年「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 」的資料,台灣電子支付比率為26%,遠低於鄰近國家南韓77%、香港65%、中國56%和新加坡53%。待覺悟時,政府終於在2015年通過第三方支付的專法,開始鬆綁讓各種電子與行動支付能上路─即使如此,在2016年蘋果的APPLE PAY要來台時,還是一度碰到保守的主管機關反對。

雖然政府這幾年對行動支付是把持鼓勵、支持的態度,甚至宣稱2018年是台灣的「行動支付元年」,但真正讓行動支付爆發成長的,不是政府那些口水,而是政府在建構基本的法令環境後,就不再阻撓業者的創新、發展,業者就把市場作大、衝出亮麗的數量。

最古典的經濟學理論,要求政府訂好法令、作好制度後,其它少管就把一切交給民間即可。台灣行動支付早先的停滯與失敗,及後來的發展與野蠻式成長,大致上可說是驗證了這個古典理論─目前台灣行動支付的前5大業者中,公營行庫聯手推出的「台灣pay」(代表政府實際的投資參與),市占率只有無足輕重的4%多。

台灣智慧手機普遍率早超過9成,使用行動支付的普及率已超過5成,年輕世代的普及率超過6成往7成邁進,即使是55-65歲的族群普及率也到4成,對個人而言,固然主要是享受行動支付的便利性,但對整體國家而言,行動支付的普及,其實是可帶來更多的應用、商業機會、及發展智慧城市等的契機。

台灣行動支付仍算是發展初期,未來的成長可期。政府從行動支付案例中,該體認與學到「放手、少管制」,對產業發展的重要與效益,遠遠高於那些不當的管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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