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讚國觀點:范瑋琪們的用處

2020-02-01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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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范瑋琪日前不滿行政院長蘇貞昌下令管制口罩出口,痛罵其為「狗官」,引發爭議。(資料照,取自范瑋琪臉書)

藝人范瑋琪日前不滿行政院長蘇貞昌下令管制口罩出口,痛罵其為「狗官」,引發爭議。(資料照,取自范瑋琪臉書)

不管是出自無知、無理或無耻,藝人范瑋琪駡行政院長蘇貞昌是「狗官」,狗嘴吐不出象牙,一時成為過街老鼠。除了新聞媒體冷嘲熱諷,十幾萬人更到她的臉書怒目相向(當然也有人叫好)。撻伐四起或以人廢言,其實都反應過度,莫須有。范瑋琪們的言行再悪劣,總還有相當用處,至少突顯二分法對台灣社會的潛在危害。

范瑋琪的行徑並非前無古人,也不會後無來者。范瑋琪們多如過江之鯽,争先恐後,話語一個比一個囂張,舉止一個比一個猖狂,前撲後繼,唯恐天下不亂。他/她們也的確把台灣社會攪得心浮氣躁,外有中國的軍事威脅,内有中國代理人的推波助瀾,許多台灣人難免惶惶不可終日。

比起香港藝人何韻詩,范瑋琪的格調顯然相去甚遠,前者一句「賣藝,不賣良心」,就不是後者能够參透於萬一了。范瑋琪們大概也難以領悟,從2014年的「佔中」,到2019年的「反送中」,為什麽香港一個區區女藝人竟然敢斗膽走上街頭,質疑中國中央政府霸道,又在世界舞台控訴中國强權踐踏人權。

香港只有一個何韻詩,台灣卻有一堆范瑋琪們,以不同形式和内涵,存在於社會中的各行各業,每一個都有耳聞能詳的指標性人物,例如邱毅、蔡正元、王炳忠(政治)、吳斯懐、許歷農(軍事)、王又正、賴岳謙(新聞)、大小S、劉樂妍、于美人(演藝)、葉毓蘭、胡幼偉(學術)與陳揮文、黄智賢、黃暐瀚(名嘴)等。他/她們代表台灣社會的某種變異,甚至是異化。

北京認定何韻詩是「港獨分子」,認為蔡政府介入反送中運動。(柯承惠攝)
香港藝人何韻詩在香港反送中事件中,挺身質疑中國中央政府霸道。(資料照,柯承惠攝)

從自然世界到社會世界,變異,没有對錯,只有好壊。變異的形成過程很複雜,一個根本原因應是生存規則。在日常生活裏,范瑋琪們也須要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也許還有咖啡)中打滾,長期來説,他/她們對各自的生涯有不同的經歷(社會化)、認同(吾土吾民何在)和期待(終極歸屬)。

變異的范瑋琪們並非是先天的劣根性,更不是缺乏人性,而是後天養成的偏差,特别是財富累積或粉絲多寡的追逐,也就是實質身價和虛幻聲譽的欲念。他/她們可悲之處,不在於駡台灣官員「狗官」(有些官員確實值得痛責,如高雄市長韓國瑜),而在於,即使隔著大海,他/她們也不敢開口駡中國高官一聲,更别説要跨過海峽,到北京或其它城市咀咒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道理很淺顯,台灣的言論自由環境,相對於中國的定於一尊,讓范瑋琪們得以左擁右抱,在信仰倫理方面(認同中國是祖國),大放厥詞,在責任倫理方面,又不必為言論後果(台灣名目上被中國倂吞)承擔幫凶的指責。

取捨之間,范瑋琪們往往忽略了他/她們的言行,得自幾十年來台灣社會的自由民主化,公平正義的堅守,以及人民的寛厚與容忍,而非他/她們成就了一個可以無理取鬧的環境。漢兒學得胡兒語,争上牆頭駡漢人,或許,台灣不過是他/她們登上中國牆頭的墊脚石。

在海峽兩岸,變異的范瑋琪們只可能存在於台灣,而非中國。他/她們不是生於斯,就是長於斯,多少受過台灣山水的洗禮,身上的台灣印記(台胞證),在很大程度上,有别於14億中國人民,具有一種特殊屬性(使用或交換價值)。北京並不笨,透過籠絡、收編或利誘(統戰一詞太八股),他/她們對2300萬台灣人,就有可預期的招降效應,至少財源滾滾,也難怪買辦們絡繹不絶於京道。

如果范瑋琪們生長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便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人,屬於14億人口中的1個小統計數字。就算他/她們不是一個模子打造出來的(這個恐怕很難),變異大概不會太大,尤其不可能經歷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概念與操作。在共産黨唯我獨尊的黨國宰制體系下,當全體中國人都噤若寒蟬時,他/她們哪一個人何曾為被迫害的人出聲音,如空谷足音?

文化大革命(文革)與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美聯社)
筆者指出,所謂「范瑋琪們」只可能生存在台灣,若是生存於中國,就不可能經歷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概念與操作,也不會有太大的「變異」。(資料照,美聯社)

范瑋琪們的變異並非毫無可取,他/她們是一面鏡子,甚至是照妖鏡,可以攬鏡自憐,或讓人整飾衣冠。

懂得實驗研究的人都知道,組内與組間的變異數(variance)分析是决定操控(manipulation)對結果是否産生影響的統計依據。從實驗的角度看,范瑋琪們的最大價值,在於提供了一種社會實驗,他/她們代表台灣内部(組内)與海峽兩岸之間(組間)的變異,一個被操控的變項(一隻看不見的中國長手),可以用來檢驗台灣是否經得起異化的摧殘,特别是自由民主。

一樣米養百種人,更何况台灣米幾乎成千上萬。過去幾十年,尤其是在1980年代海峽兩岸直接互動之前,范瑋琪們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可以説台灣國語或標準的北京話,跟絶大多數台灣人没什麽兩樣。到頭來,他/她們竟然與大多數台灣人同床異夢,貌合神離,除了心理變異外,很難有合理解釋。

也許,有些人會為范瑋琪們辯解,良禽擇木而棲,無可厚非,畢竟他/她們在海峽兩岸來去自如。自從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後,台灣既然是個多元社會,民主、自由與開放的體制並未禁止任何人為中國摇旗呐喊,或憂國憂民,甚至想把台灣當祭品供在中國的神壇上。為范瑋琪們的興起,而自亂陣脚,不免庸人自擾,他/她們不過是對照組,行為再如何偏差,頂多是鏡花水月。

不管如何,范瑋琪們的社會用處可以從認知、情感與行動三個層面來探討,每一個層面都不是簡單的是非題(對與錯),而是可長可短的申論題(好與壊),三個層面彼此相互糾纏,難以分割處理,也不易釐清因果關係。

在認知上,因為認證偏差,范瑋琪們往往陷入盲點而不自知,劃地自限,終究跳脱不出思維僵化的困境。他/她們堅持以中國人的身份看天下,也就排除了其它可能的視野,封閉了相關的可能途徑。中國到底是個獨裁國家,中共政權騎在人民頭上,范瑋琪們從不思考如何改變共産黨,卻要自由民主的台灣歸順,無異削足適履,合理化一個不合理的制度。

從抽象梯階(ladder of abstraction)衡量,范瑋琪們的人道關懐看起來不以「人」為終極單位(他/她們何曾關懐過其它國家的人?),而以「中國人」為出發原點,並把「台灣人」的概念置於「中國人」的概念之下,認為跟「湖北人」没什麽不同。換句話説,「中國人」與「台灣人」有等級層次之分,兩者難以相提並論,有差别待遇,自是理所當然。

這種見解似是而非,經不起仔細推敲。范瑋琪們忽略的是,由1949年起,儘管他/她們百般不承認,事實勝於雄辯,台灣人的概念早已隱涵主權在民的精神與操作。

一個簡單的驗證方法是,台灣人的護照和湖北人的護照不同,前者由中華民國核發,後者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説,湖北人的屬地没有任何主權宣稱的意味,而在中國人身上。范瑋琪們自認是中國人,又一直保有台灣的身份證與健保卡,一付騎牆架勢,進可攻退可守,讓他/她們遊走兩岸,既愛「祖國」,更收名利。等而下之的,以中國的民族主義,透過台灣的自由民主,反過來糟蹋台灣人(狗官當道,人性低落)。

在情感上,面對武漢肺炎肆虐整個中國,范瑋琪們情感充沛,為中國人的疾病災難和死亡,四出張羅口罩,包括要求運送台灣供應有限的産量到對岸,在在悲天憫人。任何生命的喪失都是悲劇,他/她們感性流露,無疑是將心比心的投射心理,没有誰應該為人溺己溺的心懐感到愧究,或受責難。

武漢肺炎疫情升高,上海的民眾也紛紛戴起口罩。(美聯社)
筆者提到,當武漢肺炎疫情升高,范瑋琪們急著為中國人的疾病災難和死亡,四出張羅口罩,展現自己「愛中國」的情操。圖為上海民眾戴口罩防疫。(資料照,美聯社)

范瑋琪們的問題不在感性,而是背後扭曲的理性思維。不論有意或無意,他/她們在臉書或其它社群媒體上,高調展示「愛中國」的情操,並立此存照,即使三言兩語,也可以為自己的生涯添加一點政治資本(有案可查),水到渠成,為往後在中國的行動(公開演出或充當商業買辦),換取更大的經濟資本。

感性不必是濫情,更不必在價值取捨上,以民族的大帽子區隔中國人或台灣人的生命輕重(他們都是人)。一旦感性壓倒理性,范瑋琪們站在中國的立場,責問台灣對武漢疫情的立足點(如前總統馬英九),把台灣人的自主權置放於中國人的庇蔭之下(對台灣被排斥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視而不見),他/她們的情感便顯得過於廉價,只見强者笑傲於江湖(中國船堅炮厲),不見弱者於燈火闌珊處苟延殘喘(台灣不堪一撃)。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行動上,范瑋琪們大可言行一致,劍及履及,以實際行動向中國或台灣的第一線醫護人員捐贈大量口罩,為自己的話語背書(他/她們比一般人更有能耐如此做),或者更進一步,深入災區充當義工,為受苦受難的同胞獻上一個口罩,或高唱一曲「我們與你同在」。

不幸的是,范瑋琪們看不出中國在各種行動上對台灣的打壓。當美國、日本和法國幾個國家派出專機到武漢撤僑,台灣卻不得其門而入,他/她們不吭一聲;當世界衛生組織為武漢肺炎召開緊急會議,中國的政治霸權阻絶台灣於門外,他/她們冷眼旁觀;當許多國家為台灣加入WHO仗義直言,北京一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他/她們何曾為台灣的獨立自主大聲抗議。

范瑋琪們的變異,推到極至,足以讓海峽兩岸的所有「人」同聲一哭。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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