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專欄:旁觀香港新抗命時代

2014-09-30 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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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進入新公民抗命時代。(美聯社)

香港進入新公民抗命時代。(美聯社)

看到香港學運風起雲湧,看到香港訴求真普選的漫漫長路,世人無不翹首以待北京,祈願北京給予香港市民西方式的真民主。目前的訴求就是要求北京人大常委會回收對特首人選的確認權,兌現特首由香港市民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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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可能通過學運取得市民提名的直接普選嗎?歷史的經驗很清楚,不可能,而且可能因事態持續惡化拖死香港。這只能說,直接抗爭的策略在香港是沒有空間的,注定是悲劇,而且影響深遠。李嘉誠會從香港啟動撤資多少看到了苗頭。

但歷史不可能是倒退的。不少人以六四天安門為例,期待北京吸取教訓。但這只能是一個命題,而非現實。六四有沒有改變共產黨?有,但這種改變來自共產黨自身,即「以我為主」。

六四之後的改革開放就是加速以老百姓生活小康為目標的翻身運動,不及其他。從六四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加速經濟面的改革和開放,逐步解放生產力,雖然其間有不少問題,打貪防腐的反面就是證明;然而這廿幾年的實質成果,有目共睹,也讓中共政權稍稍恢復信心,如何處理香港直選也就定了調。

就香港市民的理解,不過是市民提名的普選;就中共的理解,這是內外壓力同步湧現,不僅是周邊的挑衅,且有內部的異議和抗議。稍稍理解中共政權運作者應知,在中共認定的重大議題上,除非政權崩潰,根本沒有外部直接且公開干預的空間,至少在面子上中共會以為掛不住,這且涉及中共的合法性。

如果占領中環在中共眼中已有外部敵對勢力介入,這是定性,不論其認定有無爭議,那就是敵我關係,必要以敵我關係來對待。占中學生可以自恃有國際媒體關注,甚至有兩岸關係制衡以及美英日的公開關切。但對不起,這種外部作用只能顯現在外部,內部若有爭議,對外也是統一口徑。

在中共眼中,香港長期受惠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具有地理上的窗口作用,北京偶而也拿來運用,在冷戰時代,香港確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就革命歷史論,香港市民特別是中共建政以來從未與大陸同胞同甘共苦,不論中共政權治理面的成敗得失,香港從來是獲利者、受惠者。

香港回歸的真義於中共不是一個領土主權的回歸而已,而是香港市民如何在認同面回歸,從歷史文化面回歸,這就涉及香港的教育和東西方政治文化的異同和選擇。對北京而言,這是一個必然,對香港市民,這是難題,但決定權不在香港市民。

北京會克制對香港施暴,六四是前車之鑑;正因為六四,北京會利用更迂迴的手段,會等待。在等待期間,北京會讓香港激情徹底宣洩如同六四,同時在各方面讓香港吃緊,等待學運可能出現的裂變、裂解。

再說一趟,六四的答案在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在今天的中國崛起。香港有沒有可能成為改革中國政治的阿基米德的著力點,把香港搞個天翻地覆這有可能,但要撼動北京當權者的意志,則難上加難。鄧小平從六四拖到九二年,這其間有三年空檔整頓六四餘波;進入習近平時代,中國積累的綜合國力比鄧小平時代要強許多,底氣更深。這是可以預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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