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觀點:單極結束,中美無法發展「宋遼式」對抗性夥伴?

2020-05-01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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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局勢可能在後疫情時代改變,美國可能無法繼續維持單極獨霸的體系。(資料照,美聯社)

世界局勢可能在後疫情時代改變,美國可能無法繼續維持單極獨霸的體系。(資料照,美聯社)

美中台三邊關係打死結?

邇來美中台三角已死的判斷甚囂塵上,因為三個雙邊關係都已經打成死結。首先,美中關係的結構性緊張本來就很難緩和,加上病毒起源的相互攻訐與爭取連任的川普(Donald Trump)選情轉趨不利,現在甚至搞到討債、要求公布時間線(timeline)的境地,確實是下沉的惡性循環。雖然現實上這些要價都辦不到,但雙方現任當局幾近扯破臉已經是事實。也因此台美關係不斷加碼,除了軍事上的一些協作更加明顯,近日兩國衛生部長也直接通電,台灣儼然超過許多有條約的國家,成了共和黨政府的「典範級」盟友。

台北對這樣一個「史上最好」的台美關係的自信滿滿,則是建立在過去30年以來流行的、互相又不無矛盾的幾個假設的疊加: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歷史終結論與文明衝突論。這四大命題最近得到瘟疫重新加持的新「黃禍論」與衍生出的「八(十)國聯軍」 /「世界去中國化」想定的強化,成為台灣生存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本體論基礎與實做指南。

台美熱戀、兩岸與美中拴緊,北京儼然淪為「戰略三角」的「孤雛」(outcast),理應頗為著急。不過經濟增長有史最低的中共當局似乎不以為意,還反向操作,號召「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中共似乎把三邊關係上了絞索,擺出「將必取之、必先與之」的姿態,警告「勿謂言之不預。」

解放軍以遼寧號為首的數十艘新型軍艦,2018年4月在南海進行軍演。(美聯社)
美台關係隨疫情升溫之際,中國加強派遣軍艦、軍機航行台灣周邊海域反制。(資料照,美聯社)

「對抗性夥伴」可能延遲或解除引信?

分析古巴飛彈危急著稱、近年來致力研究美中是否陷入「修昔底得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著名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四月初接受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S China Relations)主席歐林斯(Stephen Orlins)視訊訪問時,再度對兩強陷入戰爭感到擔憂。他再度特別強調「第三方」事件(third party provocation)導致的衝突,可能是啟動陷阱導向戰爭的引信。這類衝突與台灣有關的部分,在台海與南海。不過一如他多次澄清,寫作《注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一書以來,宗旨並非鼓吹命定論,而是鼓勵探討避開戰爭的途徑。去年7月艾立森在期刊《國家利益》刊文,進一步提到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宋遼和議」。他認為宋遼關係類似甘迺迪(John Kennedy)時代的美蘇關係,兩強本是殊死鬥爭,不過雙方也都各自面臨很多生存的困難和威脅(existential threat),用戰爭處理並非最佳方案。最後兩強以「澶淵盟約」(Chanyuan Treaty)重建「對抗性夥伴」(rivalry partners)。對於甘迺迪時代的美國,這並不代表對民主價值的妥協,相反的,美國後來與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等「對抗性夥伴」和平競賽的結果,最終勝出。

艾立森對宋遼關係的理解可能過於簡化。比如他認為遼從宋的朝貢收取歲幣,然後又回來投資於宋遼貿易與其他交流,也有助宋發展經濟文化。似乎是遼當時做為「現狀霸主」,面對新崛起且急於收復華北燕雲地區的趙宋的威脅,最後以南征久戰不利而和宋。宋雖經濟繁榮但欠缺地緣與軍事優勢,最終也同意改敵對為「對抗性夥伴」。這很像中國崛起但欠缺軍事優勢,意欲取得地緣政治上一些戰略要地但代價昂貴,何況「決戰小康」豈能一心兩用、「大打、早打、打核大戰」?美國雖軍事超強但也沒有把握完勝中國,不如靠賣債券與收取「鑄幣稅」享受中國廉價勞動的歲幣。

艾利森可能還沒有注意到,宋遼兩國最終也在北漢、西夏、高麗等區域問題取得勢力均衡(遼棄漢聯夏;夏、麗雙向避險)。而且雙方在當時東亞國際關係的朝貢制度中,又取得了名分的均衡(宋真宗—遼聖宗之兄弟制度,此後雙方皇族因年齒互有尊卑,於壽節、弔喪、國信等均需遵守)。均勢和名分的作用,共同維持了意想不到約120年的長和平。但宋、遼在經濟與軍事上各有優勢,中美關係則是美國仍同時享有經濟與軍事優勢,畢竟另一擁有超強核武的國家不是中國而是俄國。也是自信滿滿的川普如何願意發揮甘迺迪、遼聖宗時代的自制,與中國繼續「和平競賽」?再者,遼在唐末崛起,至五代時朝儀國交已頗多採行漢制,宋遼以漢制互為羈縻、粉飾太平,此亦與美中目前相互「脫鉤」不同。如果加上美國認為中國是美國制度霸權(institutional hegemony)的破壞者,中方則認為韜光養晦提供「歲幣」亦無法換取和平,「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又為何要一個美中版的 “Chanyuan Treaty”?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往武漢火神山醫院視察,但他最後並未進入醫院,而是在武漢職工療養院採取視訊連線。(美聯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圖)曾言:「中國和平崛起」、「永不稱霸」等。(資料照,美聯社)

單極結束,尊重勢力範圍?

艾利森顯然仍不放棄和平。今年3月疫情已經擴散之際,他仍在《外交事務》繼續呼籲美國要認清單極世界已不復返,華府應尊重各大國的「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他說美國在大勝後總是多次說要揚棄勢力範圍。比如一戰、二戰結束之初,和蘇聯瓦解之後。表面上是說「門羅主義時代一去不返」,實際上是說其他強權的勢力範圍取消,併入美國的勢力版圖。

但當前「權力移轉」的現實,卻已經使美國的政策工具和目標脫節,因為單極已經結束(Unipolarity is over.)他辯稱,確認勢力範圍才能夠看清在哪些地方要加固盟友,在哪些地方要保持彈性。冷戰秩序的建築師肯楠(George Kennan)很早就提出在歐洲與俄國切分清楚勢力範圍。後來在柏林、古巴與南韓,美國自然是寸土不讓,在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俄羅斯喬治亞戰爭、克里米亞危機則保持自制,其理由即是雷根(Ronald Reagan)與戈巴契夫聯合聲明所言:無人可在核戰中取勝(A nuclear war cannon be won and must never be fought.)。相反的,布希推進到阿富汗、巴格達、烏克蘭,麥克阿瑟打算推過鴨綠江,則是戰略失誤。美國最後仍按照肯楠的預言勝出,但花了較長時間,且不是贏了核戰。

北漢、西夏、高麗?

艾利森立論的基礎顯然仍旨在維護西方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並盼望美國以持盈保泰之姿在美中競爭中取勝。作為冷戰的遺老與傑出的國際關係史、國際政治理論家,他擔心的是像一戰那樣毫無必要、毫無章法的大戰把美國捲入,付出高昂代價之後又要準備另一次戰爭。何況2個核子國家直接交戰,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無論是利用「代理人」(例如阿富汗)把對手拖垮,還是親上火線打「局部戰爭」,升高的速度與規模都不可預見。因此,他仍舊偏好冷戰處方:對抗性夥伴加上勢力範圍,以明確利益的邊界與盟友的權重。他提及拉脫維亞鎮壓俄裔招致莫斯科入侵,與恐懼香港情境的台灣宣布獨立招致北京進攻2個情境,認為華府不可能、也不應有直截(straightforward)的答案。

中美爭鬥能否藉助「宋遼模式」穩定下來?現在遇到揮發性極強、複雜性又高的疫情因素,加上新媒體在「後事實」時代肆虐,直到美國總統選舉與中共「二十大」前恐怕都不樂觀。雙方對於地緣政治目標的價值,也會反覆估算。宋遼關係的另一個側面是它們身邊較小的單元,曾經成功地變成大國權力平衡中的資產,減少了風險。除了北漢以外,西夏與高麗在宋遼「對抗性夥伴」的競爭下,一直維持到蒙古時期,屹立近200年。到了今天,我們需要認真考慮,全世界都始終屬於單極的勢力範圍,將如何持續?如果多極起伏,如何使自己變成和平的秤錘,而不是亞洲的塞拉耶佛?若無法扭轉大局,至少要以蒼生為念。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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