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你必須認識的中國隱形統治者 王滬寧

2017-12-13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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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滬寧(左)為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是習時代中共執政的主旋律。(中評社)

王滬寧(左)為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是習時代中共執政的主旋律。(中評社)

「隱形的統治者」(hidden ruler)是澳洲格里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兩位政治學者帕泰潘(Haig Patapan)和王毅給王滬寧的形容詞。

具空前影響力的智囊

帕泰潘是澳洲科學院院士,在民主理論研究上建樹頗多;和現任中國外長同名的王毅,也曾在中國外交部擔任領導人翻譯,後來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擔任製作人,目前任職格里菲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他們兩人今年剛發表在《當代中國》(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論文〈隱形的統治者:王滬寧和當代中國的建構〉(“The Hidden Ruler: Wang Huning and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a”),是迄今對這位三朝國師最完整的分析介紹,詳述王滬寧如何以及為何能從復旦大學一位政治學者,因被江澤民賞識而進入政治圈,最後輔佐了江澤民、胡錦濤與習近平等三朝領導。

王滬寧為什麼重要?被列入中共黨章的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科學發展觀」,以及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都出自王滬寧之手。這兩位學者稱,就這點而言,王滬寧已成為影響當代中國政治的重要人物。

此外,中共近三屆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也出自這位「國師」手筆,剛被列入黨章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亦然。就一個幕僚智囊而言,王滬寧藉由諮詢建言,對政策影響的程度在中國已經屬空前。他是如何成為中國的「隱形統治者」?

一段不浪漫的婚姻

王滬寧是山東萊縣人,一九五五年出生在上海一個革命幹部家庭。那年毛澤東批鬥元帥彭德懷,王滬寧的父親遭此事件牽連,因此在文革期間被整肅。而母親則重病經常要住院,當時少年的王滬寧和兄弟姐妹一起分擔照顧母親的責任。其他的時間,王滬寧把精力投入在大量閱讀中。他的中學老師受他的好學感動,提供他許多課外讀物,包括當時被查禁的外國文學作品。

文革時代,毛澤東讓大批知青上山下鄉,但一九七二年王滬寧中學畢業後很幸運地沒有被下放。他在上海郊區農村當了四年學徒工,而且有機會到上海師範(現改名為華東師範大學)學習法文。一九七七年完成法文課程後,他一度在上海出版局工作。

隔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大學入學考試(高考)也重新恢復,王滬寧參加這一屆高考。原本法文課程結業並非正式大學學歷,但因高考成績突出,他得以直接進入競爭激烈的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碩士班。他師事今年十月剛去世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權威陳其人,碩士論文是研究法國的政治思想,談布丹(Jean Bodin)、馬里頓(Jacques Maritain)等人有關國家主權的概念。布丹是第一個有系統探討主權概念的人。

一九八一年拿到碩士學位後,二十六歲的王滬寧留在復旦教書。他是個隨和、受歡迎的老師,而年輕教師多是教學繁重,因應改革開放後的新需求,他還開了很多新課程。王滬寧的出版量也一樣驚人,除了學術論文,也常在媒體上發表文章。

他的第一任妻子周琪是他研究所同學,也是復旦同事。據帕泰潘和王毅指出,兩人的關係很不浪漫,各自埋首在研究工作,偶爾為學術議題爭論。兩人結婚那天,周琪給了王滬寧一張日常雜貨採購清單,另外要他加買一束花當作結婚的慶祝。不過當天王滬寧回家時,根本忘了周琪要他去採買這件事。

王滬寧的學術表現很快受到重視,三十歲就升上副教授。當時學界輩分階層意識還很重,王滬寧成了復旦最年輕的副教授。三年後又升上正教授,並成了復旦法學院院長。

江澤民親邀入京佐政

除了學術表現,他也在媒體上發表很多文章而受到注目。此外,他帶領復旦大學辯論隊在一九八八和九三年兩度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華語大專辯論奪冠,更讓媒體廣泛報導。八八年他擔任教練,九三年則以顧問名義參與。

九三年那次比賽,中國中央電視台轉播,數百萬中國民眾都曾觀看。那一年復旦打敗台灣大學奪冠,復旦大學後來還出了一本《獅城舌戰》記錄那次競賽。書中提到,台灣大學隊一位教練曾向王滬寧討教訓練隊員的經驗,他正經八百地回答:「辯論隊員首先要學會怎樣做人,其次才是學會怎樣當一位辯論員。」

還不到四十歲的王滬寧已被政界注意,包括江澤民視為老師的汪道涵、江澤民上海幫的親密戰友曾慶紅、吳邦國,還有上海市宣傳部部長潘維明等人都對王印象很好。帕泰潘和王毅提到一個軼事:當時已到北京輔佐江澤民的曾慶紅,有一次到復旦參加會議後,找了王滬寧單獨聊了兩小時。

在這些上海幫成員推薦下,九五年江澤民找上了王滬寧,之前江、王兩人還未曾謀面。帕泰潘和王毅指出,江澤民在王滬寧面前引述王著作中的話,讓後者受寵若驚。王滬寧原本還沒答允,但江告訴他:「如果你再不進京,這一幫人(上海幫)可要跟我鬧翻了。」王終於被說服了。

不只是領導人筆桿,更是腦袋

王滬寧九五年入京後,先以「國家主席特別助理」身分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九八年升副主任,二○○二年晉升主任。一九九八年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訪華,江澤民在他面前稱讚王滬寧的學識,柯林頓則抬出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大師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來回應。

○二年王滬寧升任政策研究主任不久,中共就召開十六大並由胡錦濤接班。王滬寧繼續受重用,並躋身中央委員。五年後的十七大,他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還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也成為一九八○年代的「左王」鄧力群之後,另一位掌管意識型態者同時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習近平在二○一二年的十八大接班,王滬寧更上一層樓,進入二十五名成員的中央政治局。

王滬寧不只是領導人的筆桿子,更是腦袋。習近平在國內外參訪經常帶他隨行,一五年馬習會,王滬寧也是中方代表之一。習近平推動政策的重要機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目前也是由王滬寧擔任副組長。

做為一個學者從政的典範,帕泰潘和王毅把王滬寧和前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做比較。鄭必堅長期在意識型態部門工作,毛澤東晚期到鄧小平的講稿不少是出自其手。從一九七○年代的「兩個凡是」論到胡溫時代的「和平崛起論」,都是鄭的傑作。兩人相較,鄭必堅政治生涯隨著文革起伏,而王滬寧一路順風;鄭的影響力局限在黨的意識型態領域,王則不只負責意識型態,更擴大到策略規畫與國安議題。

像傳統士大夫而非公共知識分子

王滬寧曾以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政治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自狀,他在談自己為何從事時事評論時曾寫道:「從本行而言,我喜歡做理論研究,我的長項是政治哲學,對此道一向念茲在茲。但在中國變革的大氛圍中,終究按捺不住,受外界熱烈運動之感召,動手寫起有關中國政治發展的文章。……我想起潘恩在《理性時代》裡說的一句有意思的話:『我不喜歡所謂的政治。在我看來,政治不會比騎馬術一詞的含義具有更多的含義。』……我欣賞他所表述的意境。我寫此類文章,完全是受變革時代的召喚,逐漸地,悟出了責任、良心和嚮往。應該說,沒有變革的洪流,便沒有它們。一位政治學者對政治的態度,近乎胡適先生講的『沒有興趣的興趣』,他最有興趣,又最不能有興趣。」

他在文章中常強調不能把西方的政治民主「移花接木」到中國,民主化不能揠苗助長、超越一國發展的現況,國家政治體制是受一國歷史、社會與文化條件制約。他主張政治改革不能以犧牲政治穩定為代價,而強固的政治領導中心尤為重要。因此,他也被視為一九八○年代末、九○年代初「新權威主義」的倡導人之一──雖然王本人不喜歡這頂帽子。他強調政治管治與協調的機制要與時俱進,要避免官僚腐化,而後者從江澤民到習近平時代都是執政的主旋律,尤其是習近平時代更顯著。

入京之前的王滬寧,關切的是中國如何因應新環境的變化,在政治上做出調適,他不是站在批評的角度談時政,而是在思考如何用他的政治思想,幫助主政者調整改變。所以帕泰潘和王毅認為與其說當時的王滬寧像個公共知識分子,不如說他更像傳統儒家的士大夫。

入京後的王滬寧又如何能歷經三位領導人而屹立不搖、甚至扶搖直上?帕泰潘和王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王本人擁有一種中共領導階層所欠缺的獨特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改革所迫切需要的。

「三信危機」造就國師地位

兩位作者指出,中國面臨的政經議題已非傳統官僚知識菁英所能解決,而需要一套全新的方法來因應主權、民主與法治觀念的變化,尤其是建立一個正當性基礎,以讓經濟改革與共產黨的角色能相互獲得調適。而王滬寧就是能有效提供這種功能的人──從「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國夢」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王滬寧都不辱使命地為領導人形塑新的政治議程,並提供正當性基礎。

王滬寧不是只在形塑某種政策,也非只提出意識型態的口號,帕泰潘和王毅稱,王滬寧企圖定義這個政權,把中國現狀與期望做複雜而充滿企圖的連結。

中國經歷文革、進入改革開放,出現了「三信危機」,亦即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這些危機其實就是挑戰中共政權正當性的危機,而這個挑戰隨著中國政經情勢的變化持續在變形。

也因為要回應政權正當性危機,造就了王滬寧這個「國師」不可取代的地位。所以帕泰潘和王毅說:「王滬寧的影響力與權威,和當代中國的不穩定與不可掌控,以及『中國夢』深刻的不確定性相謀合。」

王滬寧這個「隱形的統治者」如今晉身最高權力核心政治局常委會,而且愈來愈常從幕後走到幕前。最近一次是在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講話。這位六十二歲的國師走到第一線,也將面臨更多直接迎面而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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