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百年茫昧

「白話文運動以古白話為基礎,融匯文言、口語、方言中有生命的語言。既能靈活書寫表達意思,又具開放性,能吸納層出不窮的新詞語。」(資料照,張大春提供)

「白話文運動以古白話為基礎,融匯文言、口語、方言中有生命的語言。既能靈活書寫表達意思,又具開放性,能吸納層出不窮的新詞語。」(資料照,張大春提供)

去年,文白之爭又起,熱鬧過後,問題依舊。文白之爭,彼此意見迥異,看似爭鋒相對,實則兩方各為爭持而引喤,自唱抒懷,並無交鋒。既乏互相詰問駁難,自無「真理愈辯愈明」。從而擬由雙方歧議中,折中出精華,好理曉文言和白話的錯綜關係,進而融會貫通國語文學習之道,戛戛乎而莫得焉。更糟的是,雙方所展現的論述姿態,均難脫「不講理」嫌疑。

文白之爭,一世紀以來,從未消停。有道是:「語言的問題從來不曾是單純的語言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文化的問題茲事體大,而且牽涉個人對於文化的情感認同與價值取捨,易鬧意氣。回顧一世紀以來的相關爭論,便時見意氣之爭,竟而演變成無謂之爭。感嘆萬端,是歷史不能給人教訓,還是有人不願受教訓?文白爭論諸般現象,值得了解;其中的教訓意義,應當謹記。

西元1917年元月,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登出26歲青年胡適寫的〈文學改良芻議〉。雖然標題「溫和而謙虛」,實則意在張揚文學革命旗幟,強調「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接著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公然宣示「高張『文學革命』大旗」,聲援胡適。也正式發動中國現代史上,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

白話文推廣在1919年五四運動後,如胡適說的,「真有『一日千里』之勢」,白話文成為全國通用書面語。而原先盤根錯結,根深葉茂的文言文,兩千多年來,一直是最主要的文化傳承媒材。如今面對白話文的挑戰,竟似摧枯拉朽般,毫無招架之力。當時一心捍衛古文的林紓,只能不甘心說:「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

胡適愛吃茶。
白話文推廣在1919年五四運動後,如胡適說的,「真有『一日千里』之勢」。

早有人提倡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1898年《無錫白話報》創刊,主編裘廷梁就呼籲「崇白話而廢文言」。他說:「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若。」見解相若者,不乏其人。用言論提倡白話文外,有人辦起白話報刊。自1897年至五四前夕,中國各地刊行過的白話報刊,多達一百七十餘種,猗歟盛哉!

白話報刊紛起,卻未能使白話文推行開來。原因多樣,本文無法細究,僅就語文層面相關的一點來說。那些白話報刊,許多其實是方言報,流行範圍受侷限。使用方言能達到言文合一效果,看似方便,卻未能顧及書面語有規範口語的作用。加上近代新文明不斷有新概念生成,衍生新詞語,書面語應具備什麼條件方能順應時代之變,時人缺乏了解。

白話文運動以古白話為基礎,融匯文言、口語、方言中有生命的語言。既能靈活書寫表達意思,又具開放性,能吸納層出不窮的新詞語。同時間還有國語運動在進行,其旨在規範及確立國民共同標準語。兩運動相配合,相輔相成。胡適就鼓吹「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強調「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至今仍有許多人不明白,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而已,還以為文白之間,說切割就切割。或者以本土立場,刻意抬舉方言地位。

白話文不特證明是創作新文學的利器,更是傳播新思想的有力媒介,給老大的中國帶來文化新氣象。白話文運動屬新文化運動一層,新文化運動過程中,卻不時出現和其所宣傳的理念相牴觸的現象。例如,胡適信奉實驗主義,實驗主義反對教條,認為真理「不過是人造的假設」,主張「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對於提倡白話文,胡適表示,態度「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的態度則不然,他認為「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新青年》創刊號上,陳獨秀就宣揚民主、科學的觀念,如今態度全然矛盾。民主的前提是「講道理」,願意傾聽少數的聲音,如少數說得有理,則願意被說服而改變自己原想法。科學的前提是「重證據」,證據須經得起檢驗。陳獨秀沒搞清楚,他和胡適提倡白話文固然方向正確,但主要基於信念。至於他們信以為真的那些理由,不無可議之處。如胡適說:「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隨即更急進表示,文言文「已不止是半死,事實已全死了……文言文的文法也是個死文字的文法。」對於胡適的見解,熟悉胡適的唐德剛就說,這是胡適沒有完全「證實」的「假設」。

胡適的「假設」對不對呢?他自己給了答案。1918年他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白話文學,「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若文言已死,如何補助白話文呢?胡適晚年,在一次談話時說:「我的文章寫通的原因,是從《論語》、《孟子》裡讀通的。」他告訴人,「應該熟讀《論語》,把《論語》讀得熟透了,文章自會寫通的。」如文言已死,怎麼幫白話文寫通呢?把未經證實的想法當信念,再將信念作事實,不只陳胡二人而已,而是那個時代不少人的通病。致病因由,唐德剛說:「大家都歡喜思而不學地作大假設,下大結論。事實上那時我國的『現代學術』尚未萌芽……還不足以支持那樣大的結論。」可他們不自知,據想當然行事,有的結果不幸事與願違。

如馬建忠,他寫成中國首部系統文法書《馬氏文通》,目的就為提高語文學習效果。他說:「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學文焉,其成就之速必無遜於西人。」他自信不疑,以為提供一條捷徑。一百年過去,中國的語文教育水準卻無提升,還赫然發現,文法對母語學習沒什麼大用處,連學習古文都一樣。讀古文的問題,語言學家王力說:「主要是詞彙的問題,語法的關係不大,因為語法富於穩定性,古今語法的差別是不大的。」《馬氏文通》的功用,恰如孫中山所說:「雖足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不能為初學者之津梁也。」

白話文解決「語言與文字離」現象,有人想進一步改革文字,從「根本」解決國力衰弱問題。清末民初時的中國,國家貧弱。檢討所以貧弱原因,頗有人以為,「西國識字人多,中國識字人少,一切病根,大半在此。」據清廷估計,識字人口不到1%。導致「民日以昏愚,國日以貧弱。」文盲遍國,乃因教育落後;而教育落後主因,在漢字難學、難認、難記和難寫。再則文字是文化的載具,漢字承載「已經僵死腐爛的中國舊文化(錢玄同語)」,尤以儒學為首惡。

有人語調激越,把漢字罵得一無是處,簡直當作妖魔。錢玄同疾呼,欲使中國不亡,必須廢孔學,而「廢孔學,尤不可不廢漢文」。魯迅說:「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瞿秋白說:「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

改革文字既廢除落後的漢字,又揚棄落伍的文化,勢在必行。改革方式就是廢棄漢字,改用西方式的拼音文字。這是文字及文化的「去中國」運動,時間從五四時期,一直延續到中共建國以後。

1951年毛澤東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漢字拼音化就此成為「國策」。不少語言學家為此付出畢生精力,反對者則受到批判,乃至含冤而死。

文化大革命(文革)與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美聯社)
「1951年毛澤東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漢字拼音化就此成為『國策』。」(資料照,美聯社)

平心檢視那些罵漢字的論調,不過出自意氣,並無學理依據。這也能從中共那項「國策」施行情形看出來,先用簡化字作為過渡措施。但在公布兩次《漢字簡化方案》後,就進行不下去。兩次漢字簡化,簡化字超過三千個,佔常用字比例一半以上,知識分子看書報都成問題。以致第二次簡化方案始終未施行,後來乾脆廢止。現實發展更證明,什麼漢字落後論,什麼漢字拼音化說,全是錯的。漢字未滅,中國國力卻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儼然世界強國。

萬想不到,和對岸相隔婆娑之洋,美麗之島上,一波文白之爭竟讓那些意氣話重現。昔人欠缺「現代學術」的知識,以致說出「沒知識話」,還算情有可原。今人再拾唾那些謬論,就顯得不爭氣。還叫人生氣,引證中共領袖的胡言,大言不慚,還標榜台灣精神呢!

有人以為理直而氣壯說,文言文就像拉丁文,死了。可兩者本質不同,焉可曲為比附。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字,漢字是表意的;印歐語是表音文字,詞(word)和句為基本結構單位。文藝復興後,拉丁文被各地方言架空,基本上死了。但漢字仍活著,文言文猶具生命力。如《說文解字》說:「天,顛也,至高無上。」即「天」的本義是頭頂,國內有部大型辭典,卻誤解作天體。本義罕人知,看似死了。但頭頂叫天靈蓋,兩眉之間稱天庭,均用天的本義。

文言文的生命力,就用蔡總統國慶致詞〈更好的台灣〉示例。其中文言用語,如遠道而來、全力以赴、曠日廢時、責無旁貸……等皆是。而如「強化戰力」,用文言的使動用法,表示「使戰力強化」。

怪哉!致詞文語病連連。如「歷任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一直都在,何來「歷任」?如「藉著這個機會……代表著相互扶持……」,兩「著」字應刪。如「我們……幫台灣……。」助他者才叫幫,蔡總統把台灣當他者?如「攸關台灣前途」,把「攸關」當動詞用,眾人共犯的錯誤。「攸關」係文言用詞,「攸」是指示代詞,用法同「所」字相近。攸跟動詞組成的詞組是名詞,不是動詞,在句中做主詞或受詞。限於篇幅不便多引,請至總統府網站觀覽便知。

前文提到胡適晚年談話,他告訴人,把《論語》、《孟子》讀熟讀通,文章自會寫通。胡適這番談話,像在為林紓說的,「古文者,白話之根柢」作註腳。《論語》、《孟子》是先秦古文,先秦古文不獨是後世古文的源頭,不少字詞和語法已嵌入白話文的基因裡,讀得熟透,自可裨益白話文造詣。

譬如《論語.先進》:「舍瑟而作。」有人批評說,作是起立的意思,叫人讀那些早已過時的詞義,是很沒效率的做法,因為幾乎只有在引用原古文時才會用到。其言差矣!作,起也。《說文解字》曰:「起,能立也。」清代段玉裁注云:「引申為凡始事興作之稱。」則知作字含有興起、創造之意,則知為何創作、製作、寫作等詞,用作字而不用做字的理由。

再如義父、義肢,辭典解釋「義」字:「假的,有其名而非真、非親的。」解釋沒錯,卻沒說出本源。本源出自《孟子.告子上》,告子曰:「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義因而引申作「外」的意思,表示「不從己身所出」。

語法例,《論語.季氏》:「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來之,意思是「使之來」;安之,意思是「使之安」,皆使動用法句式。前面提到「強化戰力」,就是這種句式。

這些例子告訴我們,文言未死,文言語法仍活著。沒把文言文搞好,字詞、語法錯了都不知道。語法錯,文章不會寫通的。

最近看到「同理他人」的說法。「同理」和「同情」若作動詞,是不及物動詞,後面該接補語。因此,正確說法是「同理於他人」、「同情於他人」。

語法會弄錯跟語感不佳有關,而培養語感,讀文言文會比讀白話文效果好。文言文的特色,用詞典雅精練,言簡意富,富於言外之意,意味雋永。這正好回答一個問題,有人以為,想要知道古書內的東西,可看翻譯書,何必去學「難以理解」的古文。這是誤會,以為翻譯可代原著。文言文的特色,使古書有些部分,就如馮友蘭說的:「簡直是無法翻譯的。只讀譯文的人,就丟掉了它的暗示;這就意味著丟掉了許多。」

文的本義是花紋,引申為文采。就文章言,文是在言(口語)的基礎上,修飾加工過的書面語。雖說遣字措詞,「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然而孔子則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適度講求文采仍有必要,求精妙生動。口語通常較直白而至庸俗,這意味著言與文不會全一致。有人主張「我手寫我口」,胡適早期說:「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誤會大了。

許多人沒搞清楚,口語和書面語功用有別。佛蘭克林說得好:「寫要有學問,說要通俗。」(Write with the learned, pronounce with the vulgar.)話人人會說,卻未必能寫清麗文章。以為「我手寫我口」,措詞通俗,以至於庸俗,甚而流於媚俗。連大學教師也跟風,打臉、唬爛、林北、三小、講幹話之類鄙詞,寫出來不以為意。人的臉怎能打?其他的全跟性器有關,粗賤至此,都不管言行是內在靈魂對外的顯現,放任靈魂墮落!

要怪誰呢?首先當然要怪下筆人,不知謹筆。其次要怪國文老師,沒把他們教好。莫怪我牽連,國文老師是有責任。這次文白之爭,不少人所以不支持讀文言文,並非有「去中國」意圖,也無「文化台獨」意識。而是以前的讀書經驗,讓他感受不到,學習文言文的價值所在。不懂如何將文言文活用,則何苦虛耗時光。加上默書,成了痛苦回憶。媒體用「荼毒」二字,指責默書之「惡」。

說到默書,我從讀高商一起就拒絕背書,高商三年經歷三位國文老師,都「勉為其難」容忍我。畢業後,輾轉得知有位國文老師表示,或許我是對的,只因叫他感慨,國文教學成效,一潭死水。

學任何語文都一樣,熟讀吟味,含英咀華,絕對必要。至於背下整篇的作法,雖則行家堅持,我則以為待商榷。梁啟超自述小時候讀《史記》,至卅歲「《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倘以此為準,中文系學生必須「《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才給文憑,能拿到者幾多?

天才讀書,過目成誦。叫一般人仿效天才讀書,誰都知不行,卻是國文教學的傳統做法。讀天才文章,引經據典,洋洋大觀,讚賞折服之餘,以為全賴背書之功。卻不想,那些是極少數出類拔萃者,只因歷史長流,歷代的極少數,累加起來,數量就顯得驚人。叫人仿效天才讀書,其害猶如揠苗助長。再說,搖頭晃腦背書無誤又如何?若玩索無得,最終還不是落入李白詩中說的,「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

這次文白之爭,關於國文教學效果不彰問題,「文言派」從無隻字回應。那麼就算國文課全上古文,又如何保證效果,不至變成「一潭死水」?

當年林紓遺憾,對「白話派」「不能為正其非」。這次文白之爭,「文言派」正其非的功力,相較林紓,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耳。比方,說文言文可給白話文借詞,話雖沒錯,但說服力不強。現代人講求CP值(price–performance ratio,價格效能,單位付出所購得的商品性能),讀文言文時間投入多,所得到的卻有限,難怪不買帳。恕我直言,古文教學效果不彰問題,若不能徹底檢討並改進,只怕難逃失職之過。

學習文言文的主要用處,在培養讀古書能力。則中國的文化遺產,盡可握擁。這在以前,「復興中華文化」的口號(使命?)下,不成問題。現今本土當道,提中華文化未免「時地不宜」。且援引兩個人的意見。

一位是當代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他認為全球化的社會,要有整合力量,能將「不同的傳統整合成共享的價值、共通的效能標準,以及相互的尊重。」而做為智識人(intellectual),要有與過去傳統對話的能力。因此,學習文言文這種人文(博雅)教育,就不是跟現實的生活不相干。

另一位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他寫有《昨日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書副題直譯:「我們能從傳統社會學到什麼?」傳統社會生活方式原始,「有些習俗慘無人道,應該揚棄。」但他們的生活方式,仍有可供現代人參考地方。

賈德.戴蒙身兼人類學家,以傳統社會為對象寫成該書。我們身為華文圈的成員,使用的文字,它所保留十九世紀前人類文明的紀錄,總量超過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總和。懂文言文就能讀那些紀錄,從中「挖寶」,取而用之。

任何文化何嘗不是瑕瑜互見,何以有人眼中所見的中國文化都見不得人?究竟是中國文化的錯,還是其人偏見使然。白話文運動不只是文體的解放,而且是思想的解放。但世上就有剛愎自用者,文言成語「自用則小」,小眼睛小鼻子。自己小而無知,還把別人也看小了。

孔子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其人誤己誤人,清代學者戴震沉痛批評:「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為於心無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誰之咎?」感慨系之,遂作軂軂長篇。知我者謂我心憂,我心憂台灣前途。

*作者曾任銀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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