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紹章觀點:中國物業管理公司─習總裁

2018-02-04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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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習近平過去五年的作為、十九大政治報告以及人事安排,可以看出習近平自己所設想的劇本。瞭解這個劇本,應是瞭解中國大陸未來的一把鑰匙。(AP)

從習近平過去五年的作為、十九大政治報告以及人事安排,可以看出習近平自己所設想的劇本。瞭解這個劇本,應是瞭解中國大陸未來的一把鑰匙。(AP)

中共十九大這齣大戲雖然已落幕,但緊張高潮的好戲其實在後頭。「新時代」一詞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出現了36 次,雖非最高,卻是關鍵,似已預告中國未來要經歷另一番大的變化,是鳳凰浴火,是日薄西山,還是盛極而衰,或者是潰而不崩,各種猜測都有,但恐怕誰也沒把握。然而,從習近平過去五年的作為、十九大政治報告以及人事安排,至少可以看出習近平自己所設想的劇本。瞭解這個劇本,應是瞭解中國大陸未來的一把鑰匙。

十九大的政治報告與人事安排,習色彩甚為明顯,可說是習思想與習意志的結合,這是在十五大江澤民與十七大胡錦濤兩人身上感受不到的氣勢,有如「新時代」三個字的腳註。根據香港大學中國傳媒計劃的量化分析,習近平十九大報告與胡錦濤十八大報告間的相似性高達92%,但不是大同小異,而是大同大異,因為差異的部分正透露了習近平欲「總結理論,底定模式」的企圖。

總結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

從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在1989年以後,心中最深的憂慮應該就是西方意識形態可能帶來的和平演變,最終導致中共統治的結束。鄧小平心中清楚,若沒有發展,中共面臨的是立即性危機,而且遲早必亡;要發展就必須開放,但開放就必然有和平演變的風險。如何在發展的過程中降低,乃至於消除風險,可說是中共最艱鉅的挑戰。鄧小平於1992南巡時曾說過:「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託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為了對抗西方的意識形態,也為了合理化引進市場機制,於是鄧小平在十二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說法。

江澤民、胡錦濤分別提出三個代表以及科學發展觀來充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習近平顯然不想狗尾續貂,他要總結理論,也就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換言之,鄧小平開其端,而習近平則總其成,因此稱之為思想。胡錦濤在十八大時提到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的說法,但習近平在十九大中用「新時代」取而代之,可見他不只是承先啟後,而是要總結創新。「新時代」一詞,說明了毛鄧江胡都是舊時代,而習自己則是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並且要創造新時代。

中共十九大一中全會25日召開,以習近平為首的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AP)
中共十九大一中全會25日召開,以習近平為首的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AP)

從報告的架構來看,十八大與十九大涵蓋的面向相同,但用語與重點則不同。胡錦濤的第二大段是「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但習近平將其分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以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談使命、思想與方略,即反映了總結理論的企圖。

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這一段中,習近平用十四個堅持闡述中國特色,而胡錦濤的十八大報告中只用了八個堅持。習近平在範疇、用語以及排序上都與胡錦濤不同。在範疇上,習近平新增了「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兩岸關係」、「全面從嚴治黨」,更為周延。在用語上,胡錦濤的「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被習近平拆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及「堅持人民當家做主」,主要是增加了對社會民主的新闡述。胡錦濤的「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在十九大成為了「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及「堅持共同富裕道路」在十九大則併為「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和平發展」變成了更有企圖的「堅持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黨的領導」在十九大被分成兩段,亦即「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以及「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不僅體現習近平強勢的風格,也更直白地說明黨在中國特色中的關鍵角色。在次序上,習近平開頭即是「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並且選擇以「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結尾,首尾貫穿,其用意不難體會。

習近平的話,說得很大膽、也很直白:「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習近平的邏輯也很清楚,黨既然要領導一切,黨就必須廉潔自制且有能力,才能取信於社會。在這種思維下,社會控制根本就是理所當然,這句話更是說給知識分子和大商賈聽的,而且從過去幾年對言論的管制來印證,習近平是說到做到。

底定中國模式:中國物業管理公司

所謂的習近平思想,就是想向中國人以及世界證明中國特色或中國模式的價值,而現在正是時機。就如十九大報告中所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對習近平或中共來說,「偉大鬥爭」仍在進行中,趁著當前勢頭,這是不能不為,也不得不為,否則終究要向西方自由主義的道路低頭。

有了願景,接著就是路徑與治理模式。西方的主流觀點一向認為,中共政權如果不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將難以持續,因此各種版本的崩潰論時有所聞。然而,大陸的發展,以其規模、速度、複雜程度而言,都是人類社會首見,充滿不少矛盾或令人困惑的現象。為什麼這麼多人宣稱大陸的體制難以產生創新的企業,但各種數據又顯示大陸企業的創新能力不斷增長?為什麼生活在一個外界看來是既高壓又汙染的社會中,人民卻依然高度支持這個政權?為什麼一個政權的腐化如此普遍,經濟卻又能高速成長?事實上,在主流觀點之外,「中國模式」的說法已越來越流行,尤其在當前西方民主面臨困境之時。對習近平來說,現在正是把中國模式予以理論化的時機。

王滬寧在本次能夠入常,亦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王滬寧是從事政治理論與戰略的工作者,即對體制、生活、外交,乃至於未來,賦予意義、原則、戰略與目標,這正是習近平所迫切需要的。王滬寧從江澤民時代起,就進入體制從事理論工作,並且得到肯定,本次入常,除了信任之外,顯然他掌握到習近平所需要的東西,也象徵習近平對理論化與大戰略的重視。可以說,和西方意識形態的鬥爭,就是習近平腦海中的偉大鬥爭,而王滬寧就是旗手。

習近平要打造「習思想」,王滬寧(右)不可或缺。(中新網)
習近平要打造「習思想」,王滬寧(右)不可或缺。(中新網)

對於思想以及媒體,習近平認為,黨要「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要「高度重視傳播手段建設和創新,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在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上,要「堅持全民行動、幹部帶頭,從家庭做起,從娃娃抓起」。甚至於鼓勵藝術領域「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這幾年中共在言論上的管制愈趨嚴厲,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未來只會更嚴。

在社會領域,習近平既強調解決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體系、脫貧、醫療的問題,但他也把國家安全放在這個領域中,強調「嚴密防範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宗教極端活動」。在這種思維之下,中共對社會的控制力道比以往更為強大,也更為技巧。雖然民眾各類抗議事件愈來愈多,但中共藉由以下控制手段,使其難以威脅中共政權。這些手段包括:一、提高抗議升級的成本,讓抗議者有所顧忌;二、管制網路,使其更難以結盟;三、適當容忍,有如釋壓閥作用一般,以免壓力過度累積。

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改變,其實是把市場引進了大陸,但仍有所保留,這個保留就是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即使習近平一直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分配中起決定性作用,但也沒有忘記,「『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市場要有效決定資源分配,所以必須有某種程度的自由,但這種自由又不能成為經濟或社會不穩的根源,所以須有所控制。

中共對市場的控制猶如一把剪刀。一邊是積極地支持或扶植戰略性產業,如近期《Time》(時代)雜誌提到,主導未來的人工智慧(AI)產業競賽上,中國勝出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中國政府有更強的決心以及更深的口袋。另一邊是防止不穩定或混亂的情況發生,其中包括金融市場以及就業市場的穩定。這些不待多言。

對於全面控制這一點,或許是中國模式中最難學習或模仿的一部分,且終將成為中國模式的最大挑戰。中共從建政開始,即已深度滲透社會,其他開發中國家的政黨難望其項背,況且中共擁有資源與科技的協助,因此其他國家發生過的顏色革命或花朵革命,在中國大陸都未曾出現。

難以調和的矛盾

不少人認為,中國大陸越來越有自信,尤其是在國際舞台上。習近平也強調要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說穿了,就是對中國特色的自信。

但十九大報告一方面強調自信,另一方面又強調管制,正說明中國特色本身的矛盾。如何成功處理這些矛盾,將決定中共的命運。

從中共十六大到十九大,中國早已從一個製造業與投資、出口帶動的經濟體,轉型為服務業與消費帶動的經濟體(圖/AP)
從中共十六大到十九大,中國早已從一個製造業與投資、出口帶動的經濟體,轉型為服務業與消費帶動的經濟體(圖/AP)

矛盾一:核心與制度的矛盾

習近平在十八大上位後,一步步的肅貪與集權,至少已經超越了江、胡兩人,這一點從「習核心」、「習思想」以及十九大人事安排可以得到確認。前已提及,習近平看到集體領導的弊病而改走集權於一人的路線,並打破現有的接班安排。對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來講,分析中共未來接班制度的不確定性更高,甚至沒有人敢確定習近平是否會在二十大後繼續留任。然而,權力過度集中於一人有其優點,也有不少風險。

從中國歷朝歷代的歷史來看,幾乎都呈現先盛後衰,因為家天下的結果,一代不如一代,如何能夠不走上衰敗之途?哲君或聖王的產生有可能制度化嗎?有學者以「賢能政治」(Meritocracy)來描述中共的人才甄補,然而從中共近幾代領導菁英的從政歷程來看,的確都有相當的歷練與能力,至少保證不會出現無能之輩。然而,過去的甄補方式無法防止貪腐惡化與向上蔓延,也無法防止利益集團的產生。

個人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篩選機制,習近平顯然已著手改變。習近平在十九大改變十七大以及十八大的中央領導產生方式。從十七大以及十八大的官方報導看,採用新的民主推薦方式,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有關負責同志約400餘人,每人有一張橘紅色的民主推薦票,上面按姓氏筆畫排列近200名符合資格人的名單。十七大的創舉或許是胡錦濤想藉民主的方式來削弱江澤民的勢力,但效果顯然不大。等到習近平權力集中之後,他在十九大就將民主推薦方式改為談話調研的方式。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2017年4月24日,習近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通過了「關於十九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醞釀工作談話調研安排方案」。根據該方案,談話調研重在集思廣益、統一認識,因而不限定推薦人數,人選推薦票數作為參考,不以票取人。從4月下旬至6月,習近平專門安排時間,分別與現任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中央軍委委員、黨內老同志談話,充分聽取意見,前後與57人會談。其他中央相關領導同志,分別聽取正省部級、軍隊正戰區職黨員主要負責同志和其他十八屆中央委員共258人的意見。至於中央軍委負責同志則分別聽取現任正戰區職領導同志和軍委機關戰區級部門主要負責同志共32人的意見。

在這些意見與建議的基礎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於9月25日提出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組成人選方案,再由9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建議名單,提請十九屆一中全會和中央紀委一次全會,分別進行選舉、通過、決定。

這種方式在人事甄補上有什麼意義呢?首先,它其實給了習近平更大的空間,畢竟民主推薦還是有一些難以掌握的因素存在,也會讓派系或利益集團因此有了操作空間。或者說,習近平的意志透過新的方式可以有更大的空間,所掌握的訊息也更多,也可以減少用人判斷上的誤差。其次,這種方式可以傳達更清楚的訊息給未來有潛力的幹部,要符合什麼樣的標準才可能進入中央領導位置,尤其是習近平所強調的四個意識。

這樣的方式能否成為一種制度,或者說是否符合制度的定義,不無疑問。一方面領導者集權於一身,現任或繼任者都可能進行無法預測的調整;另一方面,領導者是否有任期至今無人知曉,即使習近平只做兩任,他退下來之後,由他指定的繼任者能擁有像他一樣的權力嗎?制度本身就內涵「限制」的意義,而菁英主義的極端與「限制」卻是互不兼容,其矛盾全靠領導者的英明與自制,但這又何其困難!

十九大後,習近平又一改往例,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希接任中央黨校校長。過去幾任黨校校長都由政治局常委接任,包括胡錦濤與習近平在上位前都兼任黨校校長。現在改由組織部長接任,一方面是因為這一屆已無儲君可以接任,另一方面應該是習近平希望組織部在人才甄補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藉以拔擢及培訓他心中的幹部。

習近平又一改往例,讓中央組織部部長陳希接任中央黨校校長。(新華社)
習近平又一改往例,讓中央組織部部長陳希接任中央黨校校長。(新華社)

把中國推向輝煌,需要的是有龐大權力的領導者,但中國需要這種以領導為基礎的輝煌嗎?以制度為基礎的輝煌,或許不如以領導為基礎的輝煌來得耀眼與效率,但制度才是長治久安的保險。現在習近平想追求輝煌,也應該思考輝煌背後的代價與風險,並以限制自己的權力與欲望來為中國建立制度。鄧小平是強人,但他駕著危船,且初步建立制度讓船得以穩定航行;現在習近平駕著大船,如果沒有制度,可能駛向何方呢?

矛盾二:統一思想後的系統風險

習近平比江、胡都更重視思想上的統一,的確,從公司的角度來看,大家有共同的目標與戰略之後,力量才不至於分散。習近平強調四個意識,並以此作為人才甄補的標準之一,而且從十九大的人事佈局來看,可以說將來一切都是以習近平馬首是瞻。然而,統一思想之後,系統風險也相對提高,因為不論在個人或制度的層次上,不同的聲音都會被當成雜音而受壓制。

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幾乎集結了人類美好社會的所有用詞,然而,世界上沒有完美這件事,所謂魚與熊掌難以得兼。即使是民主國家,也是問題重重。任何社會都面臨資源有限、輕重緩急有別的限制,任何選擇也都有其犧牲。然而習近平思想對這些價值兩難,除了「堅決防止和反對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外,並沒有任何系統性的論述,因此最終都歸到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又歸到核心身上。在此情形下,很難期待其他層級的領導會有主動積極的作為、發出不同的聲音或提出創新的做法,於是寧左勿右就會出現,這就是系統性風險。

在這種思維之下,中共面對任何維權的抵抗,或香港對自治的要求,自然會走向高壓之路,而不會思考其他可能的選項。我們也可以由此推測,中共維穩的經費只會越來越多,但能力總有極限。我們擔心的是,中共把這條路走成了不歸路,最終結果如何,恐怕中共自己也不樂見。

矛盾三:法治與黨治的矛盾

習近平強調全面依法治國,一方面是想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另一方面想利用法律,更嚴密地控制社會。然而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主要是靠制衡,包括獨立的司法、反對黨的制衡以及媒體的監督,但這些在大陸都付之闕如。

當初,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釋放社會力量,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中共一黨專政,擴大並深化貪腐及不平衡的發展。因為創造大量財富,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同時因為貪腐的擴大,激化了社會的矛盾。這是中共政權內在的弔詭(paradox)。這種內在的弔詭,中國模式無法提供制度解方,除非一黨體制改變。事實上,這種制度根本不會誕生,因此只有仰賴像習近平這樣的強勢領導,來調和此一內在弔詭。現在大陸反腐,靠的是習近平堅決的意志,一旦意志鬆動,貪腐恐變本加厲。這就是法治與黨治的矛盾。

在民主社會,法律既限制但也保障人民的權利,而且更重視人民權利的保障。但在中共思維下,法治是共產黨藉以控制社會的工具而已。在一個沒有司法獨立的體系內,談法治其實就是談控制而已。

習近平希望總結理論,底定中國模式,但這個模式的核心並非確定的核心領導,除非哲君或聖王的產生得以制度化,代代都是習近平。然而,這似乎又是天方夜譚。不論是中國特色、中國模式或中國方案,其成功與否不是看現在,而是看未來,這一切都有待實踐檢驗。劇本畢竟是劇本,實際上怎麼演,我們也只能走著瞧。

*作者為前海基會副董事長,本文原刊《多維月刊》二月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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