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云軍事
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風傳媒專訪》曾因蔣介石政府「太右派、太不民主」不願來台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比中國人還懂知青

曾參與1968五月學運的法國漢學家潘鳴嘯,早在1970年代就接觸逃離香港的中國知青,成為研究上山下鄉、文革的知名學者。(顏麟宇攝)

曾參與1968五月學運的法國漢學家潘鳴嘯,早在1970年代就接觸逃離香港的中國知青,成為研究上山下鄉、文革的知名學者。(顏麟宇攝)

50年前,一個參與1968年學運的法國19歲年輕人,學潮結束後開始學習中文,甚至遠渡重洋,來到香港,只為了解中國。50年後,當年的年輕人已成為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翹楚:法國漢學家潘鳴嘯。潘鳴嘯4月來到台灣,不僅接受風傳媒專訪,暢談他半世紀來接觸中國文化的學思經歷、對中國深刻的觀察,也參加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思沙龍」,講述親身參與1968年學運的所見所聞。

潘鳴嘯(Michel Bonnin)現為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他所著的《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更被譽為中國「知青學」集大成的專著。講著一口流利北京話的潘鳴嘯,受訪時卻毫無架子,親切、幽默地講解有關中國的種種故事,學者風範展露無遺。

「我們那一代人有點瘋狂」 潘鳴嘯原想棄學去印度

出生於1949年的潘鳴嘯,身為戰後嬰兒潮的一員,早在中學時期就對東方文化很有興趣。潘鳴嘯原想在16歲時就放棄高中學業,跟一位同學去印度。「我母親知道了以後,哭了一整個晚上,令我動搖。而且第二天早上,我父親說:『你的護照,我已經藏起來了,你不可以去。』」讓潘鳴嘯打消前往印度的念頭。潘鳴嘯回想年少時期的決定,慶幸:「還好我16歲沒有去,我們那一代人有點瘋狂,野心很大。」

20180414-潘鳴嘯教授專訪。(顏麟宇攝)
潘鳴嘯原想在16歲時就放棄高中學業,跟朋友去印度,在父母力阻下,潘鳴嘯打消念頭。(顏麟宇攝)

潘鳴嘯1966年進入法國巴黎南泰爾大學(Nanterre University,即1968之後改制的巴黎第十大學,當時是巴黎大學的西郊分校),就讀哲學系,接觸法文版的《道德經》,他對於馬克思主義也很有興趣,對中國感到好奇,但不支持毛澤東。1968年學運過後,潘鳴嘯開始在學校學習中文,更於1971年負笈前往香港,試圖了解中國文化,這個勇敢的決定,改變他的一生。

當時留學生想認識中國,明明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為什麼潘鳴嘯選擇去香港,沒有考慮來台灣?潘鳴嘯解釋,由於中國那時在鬧文革,不讓外國留學生進入,但他那時又急著想學中文,「因為在巴黎學不好中文」,於是三個留學地點納入他的考慮:台灣、新加坡、香港。

不願來台灣 潘鳴嘯讚香港「理解中國最好的地方」

「我不要去台灣。」潘鳴嘯不好意思地說,他的目的地還是在北京,對共產黨的歷史有興趣。兩岸相互敵對的年代,立場左派的潘鳴嘯深怕留學台灣,就再也進不去中國。「一方面我也對蔣介石政府有意見。太右派,而且不民主。既然不民主,還不如到共產黨那邊。」

潘鳴嘯覺得1971年台灣的蔣介石政府太右派,不願意來台灣學中文。圖為蔣介石1966年參加中華民國國慶。(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潘鳴嘯覺得1971年台灣的蔣介石政府太右派,不願意來台灣學中文。圖為蔣介石1966年參加中華民國國慶。(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潘鳴嘯差點去了新加坡,因為時任新加坡時任總理李光耀,支持外國學生到新加坡學中文,但潘鳴嘯幾經思量,還是選擇去香港,「因為新加坡離中國太遠。」再加上潘鳴嘯有位11歲就到法國的香港朋友,願意讓潘鳴嘯先住在他的祖父母家,讓他決定選擇與中國最接近的香港。為了籌措旅費,完成去香港的夢想,潘鳴嘯先在法國當了幾個月的掃地工人,買了最便宜的機票飛到香港,那時他只買了效期6個月的來回票,結果在香港一待就待了6年。「我很喜歡這座城市,而且很快就覺得,香港是理解中國最好的地方。」

1978年,香港的維多利亞港。(Ian Ree's father @ Wikipedia / CC BY-SA 2.0)
1978年,香港的維多利亞港。(Ian Ree's father @ Wikipedia / CC BY-SA 2.0)

潘鳴嘯1971年初次與香港見面,當時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在中國鬧文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時期,香港成為知青逃離中國的重要據點。潘鳴嘯在此半工半讀,得以接觸逃離中國的知青、香港人,也讓他得到了響亮的中文名字:「潘鳴嘯」。

中秋划船、賞月 港人取名「潘鳴嘯」

潘鳴嘯回想自己到香港的經過:「我一到香港,就有朋友邀我去中秋節聚餐、划船、賞月。」在盛會之中,熟稔廣東話的香港朋友順便幫他取了中文名字。法文的姓是Bonnin,音近廣東話的「潘」,Michel也順理成章,成為「鳴嘯」。

20180414-潘鳴嘯教授專訪。(顏麟宇攝)
潘鳴嘯自認中文名字太響亮。(顏麟宇攝)

潘鳴嘯原本認為,這名稱太響亮,有些彆扭,但潘鳴嘯也說:「我當晚第一次跟中國女孩划船,覺得這一夜很浪漫」,加上「幾乎沒有別人跟我有同樣的名字。」潘鳴嘯笑說,自己有個朋友叫「白夏」(Jean-Philippe Béja),也是法國漢學家,「你如果去Google,會發現有幾百個白夏,而且大部分是女性。你打潘鳴嘯,基本上是我。」

接觸知青 留學生驚呼「待香港一晚比在中國學一年還多」

雖然中國1973年就重新開放國外留學生,但潘鳴嘯不後悔先到香港學中文的決定,因為1970年代,他在香港接觸許多從中國逃出來的知青。潘鳴嘯到中國念書的朋友,到香港與他見面,他一一介紹從中國偷渡出來的知青給他們認識,雙方相談甚歡,徹夜討論彼此的經歷。讓這些去中國的留學生驚呼:「在香港待一個晚上,我們學得關於中國的事務,比我們一年在北京學得還多。」

1969年的上山下鄉海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Chineseposters.net)
1969年的上山下鄉海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Chineseposters.net)

這些留學生留學時,文革尚未結束,潘鳴嘯分析這些中國留學生沒辦法認識中國的原因:「那時中國的氣氛高壓,他們在大學裡面是沒有辦法跟中國人溝通的,一出門就有幾百人瞪著你,跟動物一樣。」

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紅衛兵(美聯社)
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紅衛兵(美聯社)

為逃港知青記錄經歷 潘鳴嘯踏入知青研究

有了逃港知青的人脈,潘鳴嘯於是向法國《世界報》(Le Monde)駐香港記者聯繫,「他說這些人很有意思,建議我們採訪他們。」這些中國知青跟他年齡相仿,潘鳴嘯也對他們上山下鄉的所見所聞饒富興味,於是跟兩個朋友採訪這些逃港知青的經歷,於1978年以法文出版《20歲在中國》(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成為當時紀錄知青經歷的重要著作。

潘鳴嘯毅然決然放棄原本研究中國當代儒學的想法,跟指導教授報告:「我不要學新儒家,我要學上山下鄉運動。」教授說:「哎呀,我沒法幫忙,你去找另外一個老師。」沒想到那位教授看到潘鳴嘯採訪而成的《20歲在中國》,相當賞識他,當晚就致電潘鳴嘯:「我不但接受你當我的博士生,若你感興趣的話,我也給你一份研究職位。」

20180414-潘鳴嘯教授專訪。(顏麟宇攝)
潘鳴嘯採訪而成的《20歲在中國》,獲得教授肯定,不僅收為徒弟,還給予工作機會。(顏麟宇攝)

潘鳴嘯當時已經在香港考上法國中學的中文老師,但不想一輩子只當個中學老師。突如其來的工作機會,讓潘鳴嘯喜出望外,仍跟老師說:「我考慮一下,明天跟你說。」第二天早上,潘鳴嘯再一口答應:「好好好,我去!」潘鳴嘯自承運氣好,不僅順利就讀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也得以研究自己關注的「上山下鄉運動」。
 

1975年的上山下鄉海報「熱烈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幹革命。」(Chineseposters.net)
1975年的上山下鄉海報「熱烈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幹革命。」(Chineseposters.net)

法國哲學家、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是潘鳴嘯崇拜的對象,沙特曾說:「我的最高情趣就是了解人。」潘鳴嘯因此認為:「想要了解人,你不搞歷史就不行,因為人類有歷史過程,一個人不是從天降下來的。」
 

上山下鄉運動

「上山下鄉運動」是中國政府受蘇聯啟發,實行的大規模政策。中國政府早在1955年就進行類似運動,遣送自願的青年進入農村。但在1968年,為了解決文化大革命引發的紅衛兵暴動,毛澤東號召大量城市知識青年(簡稱「知青」)進入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運動高峰的1968年至1980年,約有1700多萬名知青下鄉。許多知青被迫下鄉,亟欲回城,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讓中國政府不得不於1980年放棄這項政策。

潘鳴嘯早在1970年代就關注上山下鄉問題,將他們評為「失落的一代」,並出版《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認為中國政府推行上山下鄉運動,並不只是學界以往認為的「解決城市就業問題」那麼簡單,還包含了毛澤東改造青年思想,加強「魅力領袖式」威權的政治,與意識型態動機。

「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卻連一封國外明信片都收不到」

秉持了解人的精神,潘鳴嘯在中國當代史研究扮演要角,也數度造訪中國。1974年底,潘鳴嘯首度踏入中國,參加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專為外國外交官、記者、學者舉辦的旅遊團,深感中國社會當時的壓抑氣氛。

20180415-思沙龍:「1968五月風暴-曾是巴黎學運青年,今天怎麼說?」講座,曾是巴黎學運的青年-潘鳴嘯教授主講。(陳明仁攝)
思沙龍:「1968五月風暴-曾是巴黎學運青年,今天怎麼說?」講座,曾是巴黎學運的青年-潘鳴嘯教授主講。(陳明仁攝)

會說中文的潘鳴嘯,比其他不懂中文的外國人士,更能感受當時中國社會的氛圍。途中,潘鳴嘯在桂林認識一位中國畫家,跟他說:「我很喜歡法國油畫,不知道能不能請您從法國寄明信片過來?」

潘鳴嘯很樂意,但是也反問那位畫家,他若寄出明信片,會不會被政府擋下來?畫家於是說:「你說的對。政府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卻連一封國外的明信片都收不到。」潘鳴嘯約好,跟這位畫家隔天的同時、同地再相會,但畫家第二天卻沒有到場,讓潘鳴嘯不禁擔心畫家的人身安危。

潘鳴嘯創期刊《神州展望》 力主留港、度過97大限

1989年,潘鳴嘯分析「上山下鄉」的文章,發表在知青作家韓少功主編的《海南紀實》雜誌,啟發中國知青對於自身經歷的探究。2004年,潘鳴嘯出版法文版專書《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並於2009年、2010年分別出版繁體中文版與簡體中文版,詳細論證上山下鄉運動的意識形態動機、政治動機與社會經濟動機,被譽為「知青學集大成」專著。

潘鳴嘯的學術貢獻不僅止於上山下鄉研究,他也藉香港中西文化交流之便,於1991年在香港創立由法國外交部文化司資助的「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FC),並曾擔任學術期刊《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的總編輯,共有法文版、英文版,建立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術交流平台。

1997年,香港回歸典禮(AP)
1997年,香港回歸典禮(AP)

1990年代,潘鳴嘯長住香港,見證香港面臨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的不確定感。《神州展望》研究當代中國,難免與中共的觀點不同。1996年編輯團隊開會,許多漢學家都感到悲觀,覺得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在香港回歸中國後,不可能留在香港。但潘鳴嘯成功說服同事:「我們應該試著留在香港,不僅有可能成功,也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該支持香港人,讓他們有機會保留國際城市的形式。」果然,潘鳴嘯領導的《神州展望》安然度過97大限,至今仍持續出刊。

潘鳴嘯憂中國「民眾沒有歷史教訓,很容易被利用」

研究知青成果豐碩的潘鳴嘯,目前把研究焦點轉向文革一代人的民間記憶。舉凡民間活動、刊物、書籍,都是他的研究題材。此外,潘鳴嘯也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客座教授,開設「文化大革命」專題課程,親身與中國學生接觸,讓他對中國集體對歷史失憶的現象有感而發。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美聯社)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美聯社)

「中國的問題就是完全沒有記憶。」潘鳴嘯說,他的課堂上,大部分學生是中國人,有學生在學期最後一刻來找他,說:「謝謝老師,你給我們講了太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改變了我們的思想。」潘鳴嘯認為,若一個國家沒有歷史記憶,僅憑領導階層就可控制記憶,讓民眾失憶,會讓國家更加危險。「民眾沒有歷史的教訓,很容易被利用。」

曾對香港特首普選樂觀 潘鳴嘯嘆優秀青年外流

談到熱愛的香港,潘鳴嘯難掩擔憂,稱:「香港的問題令我感到悲哀」。1997年後,潘鳴嘯覺得那時香港仍有希望,有機會維持一國兩制。2007年,香港要推2017年香港特首全面普選,他也樂觀其成,沒想到中共2014年的政改方案,卻要特首候選人先過「提名委員會」的關卡,先選擇2、3個人,才讓香港人普選,激起香港人「我要真普選」的呼聲,同年9月至12月更爆發雨傘運動。

2014年9月至12月的香港「雨傘運動」,影響香港政治發展。圖為2014年9月29日,示威者舉起手機。(Maxlmn @ Wikipedia / CC BY 2.0).jpg
2014年9月至12月的香港「雨傘運動」,影響香港政治發展。圖為2014年9月29日,示威者舉起發光的手機。(Maxlmn @ Wikipedia / CC BY 2.0).jpg

「我覺得這對香港人來說是一種侮辱。」潘鳴嘯說,北京的態度沒有變化,雨傘運動就沒有希望。「可是這不是希望、不希望的問題,你要表示你存在,你不得不表示不滿。」他認為,雖然不一定會有希望,至少要表達不同的意見。

潘鳴嘯憂心,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忽視香港的自由願望,或至少自治的願望,「結果會有很多人離開香港,特別是那些最優秀的青年,因為對未來沒有希望。」他說:「我希望不會如此,可是我發現這個現象已經開始了。」

關鍵字:

我要發風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並請附上姓名、聯絡方式、自我簡介,謝謝!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