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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傳媒專訪》「談烏托邦,不如保護尊嚴」潘鳴嘯見證中國「失落的一代」幻想破滅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研究中國「上山下鄉」運動,希望民眾記取歷史教訓。(顏麟宇攝)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研究中國「上山下鄉」運動,希望民眾記取歷史教訓。(顏麟宇攝)

如果你突然被政府要求「下鄉」,被迫待在農村好幾年不能回家,你會怎麼做?1968年至1980年間,一場規模宏大,由毛澤東號召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國共計1700多萬城鎮裡的「知識青年」被送至農村,一代知識分子命運驟變,成為「失落的一代」。22歲就負笈香港的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潘鳴嘯,偶然認識年紀相仿的中國知青,對知青第一手觀察的寶貴經歷,成為他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契機。

潘鳴嘯現為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長期研究中五月學運國「上山下鄉」運動,更著有中國「知青學」集大成的專著《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深刻剖析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的個人影響。因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之邀來台的潘鳴嘯接受風傳媒專訪時,以一口流利的北京話,娓娓道出他對上山下鄉運動,以及對中國政府的觀察。

不接受毛個人崇拜 潘鳴嘯學運後反思:我們要改革

潘鳴嘯在法國曾經參與轟轟烈烈的1968年學運,當時他就讀法國南泰爾大學(Nanterre University,即1968之後改制的巴黎第十大學,當時還是巴黎大學的西郊分校),抱持左派思想,但不是個毛派。既希望公平,卻不傾向中共。「我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感興趣,可是我不能接受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潘鳴嘯指出,法國《國際歌》(L'Internationale)裡提到:「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潘鳴嘯說,若聽中共的《東方紅》,就會覺得毛澤東自以為是個救世主。

潘鳴嘯曾當過6個月的托洛斯基派,「批評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希望達成共產主義的社會,可是我很快就放棄了。」潘鳴嘯解釋,因為他有著學者性格,說話較為批判,加上托洛斯基派內部也有很多派別,相互鬥爭,讓潘鳴嘯有些反感。學運過後,他反思:「我們這一代人慢慢就覺得,我們要比較理性,革命不會有好處,我們要改革。」

20180415-思沙龍:「1968五月風暴-曾是巴黎學運青年,今天怎麼說?」講座,曾是巴黎學運的青年-潘鳴嘯教授主講。(陳明仁攝)
思沙龍:「1968五月風暴-曾是巴黎學運青年,今天怎麼說?」講座,曾是巴黎學運的青年-潘鳴嘯教授主講。(陳明仁攝)

蘇聯侵略、文革、《古拉格群島》 改變潘鳴嘯想法

此時,有三個事件衝擊潘鳴嘯的左派思想:1968年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中國文化大革命、蘇聯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1973年出版,描寫蘇聯集中營的《古拉格群島》。

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布拉格之春」,時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總書記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提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進行政治改革,引來蘇聯陣營50萬大軍,於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事件讓潘鳴嘯認清:「蘇聯不是無產階級,他們是侵略者」。

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1971年,潘鳴嘯剛到香港,就聽到時任中國共產黨副主席林彪墜機身亡的消息,這讓他覺得:「文化大革命可能不是這麼簡單,不是那麼烏托邦,毛澤東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1973年,潘鳴嘯閱讀了索忍尼辛採訪蘇聯集中營寫成的《古拉格群島》法文版,對蘇聯的殘酷有深刻的認識。他說:「那時候很多人對蘇聯幻滅,從『紅』的共產主義,轉為『粉紅』的民主社會主義。」同時,潘鳴嘯在香港半工半讀,認識許多受不了上山下鄉運動,從中國偷渡的知識青年(簡稱:知青)。

「與其談烏托邦,不如保護做人尊嚴」

香港成為潘鳴嘯與知青們交流的地點,潘鳴嘯對他們上山下鄉的所見所聞饒富興味,於是跟兩個朋友採訪這些逃港知青的經歷,1978年以法文出版《20歲在中國》(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成為當時紀錄知青經歷的重要著作。

這些與潘鳴嘯年紀相仿的中國年輕人,於1978、1979年發起民主牆運動,藉大字報批評政府,史稱「北京之春」。儘管帶頭貼大字報,鼓吹「第五個現代化」的魏京生被捕,但也讓潘鳴嘯發現:「原來這一代中國人跟我們法國學運世代也有相似的過程,後來他們還是想到,有民主,有法治,就不會發生像文革那樣殘酷的事情了。」

文化大革命(文革)與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美聯社)
文化大革命(文革)與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美聯社)

潘鳴嘯這時意識到,法國的啟蒙運動、尊重人權是很重要的價值。「與其談共產主義烏托邦,不如先保護做人的尊嚴,先保護人身安全,沒有安全,你還談什麼無階級的社會?」

於是潘鳴嘯毅然決然,放棄原本研究中國「新儒學」的題目,改為研究中共發起的「上山下鄉」運動,他與友人採訪知青的《20歲在中國》,更打動法國教授,不僅願意收他為徒,還給他一份研究職位。

上山下鄉史無前例 與現代化背道而馳

「上山下鄉運動在中外史無前例,從來沒有政府要求城市裡的青年前往農村,一去理論上就是一輩子,當社會主義的新農民。」潘鳴嘯指出,他研究上山下鄉的初衷,並不是要批評中國,而是想釐清這段歷史,他認為這是值得研究的題目。潘鳴嘯解釋,上山下鄉運動在人類史上很罕見,而且與現代化的趨勢背道而馳,因為現代化的規律是,農民移動到城市。

1969年的上山下鄉海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Chineseposters.net)
1969年的上山下鄉海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Chineseposters.net)

潘鳴嘯進一步探究上山下鄉運動的理論基礎,他認為這是列寧、史達林主義所謂「新人」的展現,認為可以「創造新人。創造沒有私心、聽黨的話,為國為民,奉獻一生的青年。」然而這場大型社會實驗的結果,卻以完全失敗收場。

澄清學界概念 動機非「解決城市就業壓力」

過去關於中國政府推行「上山下鄉」的動機,學界常以美國學者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的論點為主,認為「解決城市就業壓力」是中國政府發動上山下鄉的主因。

潘鳴嘯詳細考證官方、民間資料,訪談知青之後,提出新的論述,於2004年出版《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法文版,繁體中文、簡體中文版分別於2009年、2010年出版)認為運動的主要動機並非「解決城市就業壓力」,有其複雜的背景。

1975年的上山下鄉海報「熱烈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幹革命。」(Chineseposters.net)
1975年的上山下鄉海報「熱烈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幹革命。」(Chineseposters.net)

潘鳴嘯發現,城市青年下放至農村時,也有另一批農民到城市找工作,雙方都至少有800萬人,進行「城鄉勞動力」的大交流,因此這個政策的實施結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經濟理由」。因此潘鳴嘯分別以意識形態動機、政治動機、經濟動機,解釋政府推動上山下鄉的原因。他認為,毛澤東為了緩解文革期間紅衛兵暴動的現象,期望加強「魅力領袖式」威權。知青上山下鄉,也符合毛澤東看輕知識分子,希望他們到農村「再教育」,以鞏固中共以農民起家的意識形態,進而培養革命接班人。

知青想回城 衍生貪污腐敗

這些在城市受教育,卻被政府要求「下鄉」的知青,成了這場運動的直接受害者,即潘鳴嘯筆下的「失落的一代」。因為政府以苛扣知青家長薪資、幹部住知青家作為手段,讓知青被迫簽下「自願書」。知青到了農村之後,發現農民勞動力過剩,加上農民並不像政府宣傳地那麼高尚,仍以自己的生活為優先,失望之餘,也興起「回城」的念頭。

潘鳴嘯說,現在很多人聲稱「毛澤東的社會沒有貪污腐敗」,他反而發現,那時期的貪污腐敗特別多。知青為了回城,無所不用其極,像是女知青對幹部獻身,幹部卻不應諾,加上醫師假造知青病退的證明,讓知青有機會回城,出現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

1970年的上山下鄉海報「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Chineseposters.net)
1970年的上山下鄉海報「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Chineseposters.net)

共產黨內部評價:「我們花了70億(人民幣),買了4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知青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連幹部和國家也不滿意。」潘鳴嘯指出,雖然中共並未宣告運動正式結束,但在1980年就放棄了這項政策,以完全失敗收場。

希望從歷史學到教訓 「不可以改變人心」

潘鳴嘯認為,自己花費多年時間,研究上山下鄉,主要希望民眾從歷史「學到教訓」。他指出,共產黨已經了解到「不可以製造『新人』、不可以改變人心,人會慢慢演變,可是你不能一下子就創造沒有私心,不會保護自身利益的人們。」

20180414-潘鳴嘯教授專訪。(顏麟宇攝)
潘鳴嘯教授希望民眾從中國上山下鄉的歷史學到教訓。(顏麟宇攝)

潘鳴嘯也希望認識上山下鄉歷史的民眾了解,在特殊的體制之下,一個領袖能強加自己的想法。「即使整個社會的人都不要,還是要接受,沒辦法。」他認為,若當時的政府能夠調整政策,提供農民固定工資,培養本地農民開墾、受教育,反而更有機會促進地方發展。

共產黨目標:不要失去政權

潘鳴嘯分析,近年來共產黨確實從此學到教訓,認知到尊重社會的基本利益。中國經濟模式也隨著改革開放,朝向資本主義發展。然而問題是,「經濟開放了,政治方面要怎麼適應?」於是1980年代,共產黨就有政治游移、搖擺的問題,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就曾提出「黨政分離」的構想,但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就不再談政治改革了。

中國前領導人趙紫陽,攝於1984年1月11日(AP)
中國前領導人趙紫陽,攝於1984年1月11日(AP)

「共產黨是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不要失去政權。」潘鳴嘯觀察,中共體會到,一旦繼續施行政治改革,可能失去對政權的控制,所以在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留給社會比較大的空間。

「習近平不會當另一個毛澤東」

中國人大今年3月修憲,取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任期限制,意在為習近平延續執政鋪路,外界研判,習近平可能要向毛澤東看齊。但潘鳴嘯認為「習近平不會當另一個毛澤東」。他分析,毛澤東有絕對的合法性,可以讓青年鬧革命、聽他的話。潘鳴嘯指出,習近平比較可能會效法史達林、劉少奇,制度化地控制共產黨政權,不會再發起群眾運動。

習近平在博鰲論壇上發言。(美聯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上發言。(美聯社)

潘鳴嘯也坦言,不知道中國政局會如何發展。他認為,中國若邁向極權,一開始可能很成功,大家都聽領導的話。但就歷史的規律來看,總有一天會有問題。「不可能有一個人一輩子不犯錯誤,而且你愈有權,就愈脫離實際,這是沒有辦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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