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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閻紀宇專欄:在假新聞泛濫與社群網路操控的年代──從國際視角看台灣經驗

20180419-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胡元輝19日出席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成立記者會。(顏麟宇攝)

20180419-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胡元輝19日出席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成立記者會。(顏麟宇攝)

近來關於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況,有兩項來自國際的肯定,而且都與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相關,讓台灣的媒體工作者與有榮焉。「無國界記者」(RSF)組織4月24日公布2018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PFI,台灣以第42名蟬連亞洲第一;中國呢?第176名,倒數第5。另一項則是在4月16日,美國《紐約時報》記者何貴森(Chris Horton)與王霜舟(Austin Ramzy)的專文,標題開宗明義:〈台灣取代香港成亞洲言論自由新堡壘

民主、自由與人權這些普世價值,是台灣自解嚴之後發展的「定海神針」,30多年來營造出生氣勃勃的公民社會,與日本、南韓鼎足而立,稱之為亞洲民主典範並不為過。在這樣的過程中,台灣媒體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以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的話來說就是:「作為公職人員強而有力的檢查者,將他們送上輿論的法庭,促成和平演進的改革,否則革命將勢所難免。」

國際視角中的他山之石與前車之鑑

但是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與普及,新聞媒體與民主體制的關係產生了許多變化,網路帶來機會也形成挑戰,能載舟也能覆舟;從工業化先進國家到民主進程剛起步的開發中國家,都為台灣提供珍貴的他山之石與前車之鑑。本文擬以國際態勢與台灣經驗相映照,對網路、媒體與民主複雜糾葛的三角關係做初步的觀察與省思;並探討如何善用台灣的媒體經驗、社會氛圍、閱聽人素質,來發展出一套可供其他國家借鑑的「台灣模式」。

20180408-台權會等人權團體人士為了中國人權律師王全璋、台灣人權志工李明哲,「聲援遭中共拘押人權鬥士而騎」活動,從自由廣場出發,繞北市街頭發聲。(陳明仁攝)
台權會等人權團體人士為了中國人權律師王全璋、台灣人權志工李明哲,「聲援遭中共拘押人權鬥士而騎」活動,從自由廣場出發,繞行台北市街頭發聲。(陳明仁攝)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諸多案例告訴世人,沒有一定的政治社會經濟傳統、條件與體制,網路可以摧毀獨裁暴政,但不能保證取而代之者會不會更獨裁、更殘暴。台灣的幸運之處在於,網路強力衝擊政治的時刻(暫且以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為分水嶺)來到時,台灣早已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擁有堅實的中產階級,建立了公民社會。因此在初期,網路帶來的是更強大的理念宣揚、議題塑造與群眾動員能力,並且激勵更多年輕世代關注公眾事務、進而展開行動。

隨著社群網路的大行其道,台灣也逐漸感受到網際網路「原力」的黑暗面。但是台灣再次受到民主之神照顧,這股「原力」是歐美先進國家首當其衝,弊端醜聞接連爆發、作惡者一一現形、各方亟思對治之道,台灣因此得到許多珍貴的他山之石與前車之鑑。接下來,筆者將從假新聞泛濫成災、社群網路助紂為虐、防治之道與新聞自由三個層面,來對照國際態勢與台灣經驗,最後再探討民主、網路與媒體如何共存共榮。

英國脫歐、川普當選……假新聞狂潮來襲

假新聞(fake news)源遠流長,有人形容它「至少像華盛頓砍倒櫻桃樹的傳說一樣久遠」,但是在2016年的英國脫歐(Brexit)公投與美國總統大選發展到新的境界,幾乎可說是改變了歷史。尤其是美國大選,根據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一項研究,在2012年投給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的民主黨選民,有4%在2016年拒絕了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從而將川普(Donald Trump)送上白宮寶座。

更特別的是,假新聞之害人盡皆知,在歐美先進國家卻照樣泛濫,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今年3月發布的調查顯示,83%歐洲民眾認為假新聞威脅民主政治,但還是有1/3民眾每天都會接觸到假新聞。此外,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的研究指出,美國政治類假新聞或垃圾新聞(junk news)有明顯的意識型態色彩,其最主要消費者與散播者是強硬保守派、極右派、川普支持者。

川普22日在亞利桑納州鳳凰城對支持者演講。(美聯社)
川普的支持者是美國假新聞的消費主力(美聯社)

台灣的政治類或公共議題類假新聞呢?目前看來是方興未艾,與歐美前車之鑑相對照,有幾個點值得注意。首先,除了臉書、LINE與PTT之外,內容農場(content farm or content mill)是台灣假新聞一大淵藪,它們多半藉由盜取、加工其他媒體內容,大幅簡化製作過程與成本,以「網友投稿」規避法律責任,而且往往因為設籍境外而難以管制。

其次,從英國脫歐到川普當選,都可見到外國勢力──俄羅斯──幕後黑手運作;反觀台灣,「外國勢力」操控的痕跡也日益明顯,尤其以台灣在地緣政治的特殊地位,「外國網軍」的干預行為恐怕是方興未艾,我們必須思考防治之道,不久前的《智子之心》事件正是一個值得警惕的案例。

第三,特定政治意識型態的閱聽群眾,對假新聞的接受度似乎特別高,不但可以作為假新聞防治的重點,同時也是頗具意義的政治社會觀察指標。另一方面,我們也要以美國為他山之石,多年以來,美國政治與社會日漸黨派化、兩極化,到川普上台之後,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人自覺或不自覺閉關於回音室(echo chamber)或同溫層,對資訊與理念失去理性分辨判斷的能力與意願,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大行其道。台灣原本就有統/獨的分歧,近年在許多重大事件與議題上,公眾越來越兩極化,接收資訊不是為了理解事實,而是為了印證固有信念;發言不是為了交換意見,而是為了攻詰羞辱。台灣必須在重蹈美國覆轍之前改絃易轍。

第四,台灣閱聽人對於「假新聞」的認識仍然過於模糊,不太分別「假新聞」與「錯誤報導」「不嚴謹報導」「敵對陣營觀點」,對於提升閱聽人素養、防治假新聞而言,是相當大的阻力。除了內容農場之外,台灣「專業級」的假新聞網站目前還不成氣候,但假以時日,恐怕還是會開始猖獗。前述的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研究根據歐美經驗,提供了5個假新聞網站判準(5選3),可供台灣媒體教育和假新聞防治工作借鏡:新聞專業(professionalism)、呈現風格(style)、公信力(credibility)、黨同伐異(bias)、以假亂真(counterfeit)。

英國資料分析公司「劍橋分析」利用社群平台與數位工具,操縱民意與輿論,最後成功將川普送進白宮(美聯社)
英國資料分析公司「劍橋分析」利用社群平台與數位工具,操縱民意與輿論,最後成功將川普送進白宮(美聯社)

當社群網路「武器化」助紂為虐

特殊利益團體千方百計影響輿論方向、主導公共政策,與假新聞同樣歷史久遠,也同樣在社群網路興起之後進入新的境地,不僅操控手段推陳出新、速度廣度深度兼具,而且野心之大與傷害之重,更非昔日可比。

從俄羅斯政府的「小白農場」(troll farm)到美國右派金主的「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都是透過社群網路操控政治場域,以假新聞等惡質手法操控個人(集體)行為、深化社會分歧、顛覆民主程序運作系統、動搖民主體制的可信度。更可怕的作法則是將資訊「武器化」(weaponize),在緬甸、斯里蘭卡等社會裂痕嚴重的國家,搧動種族衝突與宗教仇恨。

好消息是,以臉書(Facebook)為首的社群網路,在歐美社會正面臨撲天蓋地而來的壓力,必須在保護使用者個資、消弭假新聞與仇恨言論、隔絕外國惡意勢力、規範政治操控組織等方面,儘快拿出因應之道,否則其演算法將被迫大幅揭露,接受更嚴格的法規管制,公司獲利能力將遭到重創。

在台灣,臉書由於有「檢舉」「封鎖」機制,經常被質疑為政府的同路人、政府封殺批評意見的幫手,顯示一般人對社群媒體基本運作機制的陌生。除此之外,透過社群網路進行的惡意操控,在台灣雖然還沒有特別顯著(或成功)的案例,但絕對是一大隱憂。台灣民眾在特定議題──例如獨與統、挺同婚與反同婚、廢死與反廢死──上很容易被情緒動員,訴諸鍵盤霸凌。而且台灣民眾的社群行為高度集中於臉書與LINE,有心人很容易找到操控的管道、平台與模式。

台灣由於市場規模太小,對臉書、Google沒有多少約束力可言(對積極擴張其他領域業務的LINE或許有),應該考慮聯合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對臉書與Google施壓。尤其當臉書與Google在歐美做出更嚴格的自我規範或者被規範之後,無論是假新聞防治抑或隱私權保障,台灣等其他國家都應該要求一體適用,不能容許差別待遇。

2018年普立茲獎揭曉,《路透》以緬甸少數民族羅興亞人(Rohingya)難民面對的暴力拿下「特寫攝影獎」(AP)
緬甸少數民族羅興亞人(Rohingya)遭遇的苦難與社群媒體息息相關(AP)

新聞亂象的防治之道與新聞自由

面對假新聞猖獗、社群網路助紂為虐的亂象,要求加強管制、防治的聲浪也日漸高漲,台灣可以受益於其他國家經驗之處更多。歐美政府著重點是要求臉書、推特(Twitter)改變政策與運算法,營造較為健全的網路場域,同時加強防範外國勢力干預重大選舉與公共政策。歐美主流媒體則標舉事實查核(fact check),一方面提升報導水平,一方面制衡川普之流的領導人信口開河、謊言惑眾。

在國家立法方面,法國考慮立法規範新聞網站,德國則已經針對社群網路開鍘,是兩個具指標性的案例。但是在許多威權政體的開發中國家,包括幾個亞洲的台灣鄰國,「防治假新聞」反而可能淪為政府遂行新聞檢查、迫使媒體自我檢查、打壓言論自由、營造選舉優勢的方便法門。

馬來西亞最近以打擊假新聞為由通過的新法,對「假新聞」的定義非常寬鬆模糊,罰責與刑責不輕,似乎擺明了要讓批評政府的媒體動輒得咎。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Najib Razak)在自身1MDB貪腐醜聞尚未落幕、今年又適逢國會選舉之際推動立法,其實是用心可議的錯誤示範。

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原本也推出類似的新法,但是被主流媒體反將一軍,查出他的選戰文宣團隊創立的網站「The True Picture,美其名事實查核,卻是為政府與執政黨效命,而且並未揭露背後的關係。

2018年5月10日,馬來西亞國會大選落幕,《馬來西亞前鋒報》頭版報導選舉動態。(廖綉玉攝)馬來西亞大選、馬來西亞
2018年5月10日,馬來西亞國會大選落幕,《馬來西亞前鋒報》頭版報導選舉動態。(廖綉玉攝)

馬來西亞遭到強烈質疑,印度政府自討沒趣,但新加坡、菲律賓等國還是躍躍欲試。中國更不消說,對臉書在歐美闖下的大禍見獵心喜,拿來宣揚其網路監控、新聞檢查、萬里防火牆的「中國模式」。習近平4月20日在北京召開「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強調「決不能讓互聯網成為傳播有害信息、造謠生事的平台」、必須「加強黨中央對網信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有這些國家的例子,台灣更應該在立法與執法工作上戒慎恐懼;在防治假新聞與限縮新聞自由之間,畫出明確的界線;政府應該謹守分際,公民社會擔任主力,媒體識讀教育、媒體公信力比立法與執法更重要。今年4月成立、預計7月上路的「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就是一個很好的起步,以台灣本身極為豐富的媒體實務經驗與研究,未來可以發想出值得其他國家參考的模式。

但無論假新聞如何猖獗,網際網路在本質上是一個自由開放、不斷嘗試錯誤的場域。長江大河挾泥沙俱下,網際網路弊絕風清的那一天,也會是它的死期。

民主、網路與媒體的共存共榮

近年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反全球化與反菁英風潮瀰漫歐美國家,充分顯現西方民主體制發展至今的弊端與侷限。對此,網路帶來的既是契機也是破壞,而媒體則能夠藉由與兩者(網路與民主)的互動,發揮關鍵作用。個人以為,西方民主體制仍是最適合台灣的體制,台灣的生存也需要一個「更民主的國際社會」。因此,如何追求媒體與民主、網路共存共榮,是吾等媒體從業者最重要的使命。

台灣在1987年解除戒嚴,1988年解除報禁,30年來,媒體與台灣社會一起走向民主,2000年完成第一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政權轉移。網路普及之後,台灣的媒體的商業模式受到劇烈衝擊,傳統紙媒一蹶不振,電視也面臨轉型壓力,舊媒體與新媒體一起進入網路世界尋找出路。現在趨勢越來越明顯:未來的世界仍然需要媒體,媒體的未來就在網路。

一如人類新聞史上的歷次變革,網路運作模式深刻影響媒體內容。往好處看,網路完全打破時間與延宕與空間阻隔,提供遠比以往豐富的表現素材,完全擺脫「版面」的限制,為小眾媒體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往壞處看,台灣網媒耽溺於「即時新聞」,幾乎是以軍備競賽的方式操作;擺脫「版面」的限制讓新聞容易製作與修改,因此產生分量輕、專業差、碎片化的問題;網路提供編輯檯源源不絕的現成新聞素材,速度至上導致把關寬鬆。這些弊病在社群媒體興起後進一步惡化,斲喪了台灣閱聽人眼中的媒體公信力。

豐富的實作經驗、開放的社會氛圍、高素質的閱聽人共同打造「台灣模式」

但是,要對治與防範假新聞猖獗、社群媒體惡意操控對民主體制的傷害,追求一個開放社會、包容的社會,正規網媒仍然是最可靠的守門者與發動機。

因此我們要問:網媒在講求速度和點閱率之餘,能否持續培養優秀人才、提升報導品質?能否堅守「事實查核、平衡報導」的神聖底線?能否善用文字與多媒體素材,讓閱聽人貼近重要議題、政策與事件?能否充分體認同溫層的風險與限制,在百家爭鳴的議題與事件中,儘可能扮演「誠實的中間人」(honest broker)與「確保品質的策展人」(quality assurance curator)?

當然,在追求這些目標的同時,台灣的網媒還必須找到商業上的存活之道,這一點非常具挑戰性。一方面,報導政府、政策、官員、公共機構、公共政策、社會議題的「公民職責新聞」(civic-function news)很耗成本又很難變現,遠不如美食、旅遊、健康之類的「服務性報導」(service journalism)本小利多。另一方面。台灣的網路世界和許多歐美國家一樣,內容製作與內容配銷分道揚鑣,後者在商業利益佔了絕大的優勢,對於主宰市場的Google 與臉書,網媒不免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歎。

儘管如此,畢竟事在人為。從Yahoo!到Google,從MySpace到臉書,網際網路是一個不斷破壞與創新的場域。人類永遠需要優質的新聞與評論,這樣的產品也一定會找到商業模式與市場利基。與其他國家相較,台灣雖然媒體市場規模不大,但是擁有豐富的實作經驗、開放的社會氛圍、高素質的閱聽人,我們期待能夠發展出一套「台灣模式」,與強調檢查監控、服從威權的「中國模式」相抗衡,為整個亞洲地區媒體的健全發展貢獻一己之力。

*本文原題〈可以載舟,可以覆舟──網路與民主的國際視角與台灣經驗〉,發表於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18亞洲新聞專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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