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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沙龍》徐友漁:文革已在中國重演,有人想當毛澤東第二

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宣傳文物。(美聯社)

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宣傳文物。(美聯社)

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50周年,那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17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歲月,在現代人的記憶中逐漸模糊。由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講座,7日邀請到曾親身參與文革的中國旅美學者徐友漁,他語出驚人地表示,文革已在中國重演,因為中共高層有人想當「毛澤東第二」。

作為親歷中國文革混亂時期,並在恢復高考後首批重回大學、並且進入學術界的知識分子,徐友漁對時代有著深刻的體會,也深切反思中國的命運,他目前是海內外知名的文革研究專家,著有文革《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到美國The New School擔任駐校學者期間,開的課程名稱就叫「文化大革命的反省」。

20180707-前纽约The New School駐校學者徐友漁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徐友漁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曾是紅衛兵,慶幸「沒有權力去做壞事」

7日的座談以「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為題,主持人《上報》董事長王健壯向徐友漁請教在文革的親身經歷。徐友漁回應,1966年爆發文革時,他正值高三,要準備考大學,他那一代人從沒經歷共產革命,以為人生就要平庸無奇地虛度了,沒想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青年們起初懷抱極其狂熱的心情,甘願為毛澤東拋頭顱、灑熱血,貢獻自己的青春。

20180707-上報董事長王健壯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上報董事長王健壯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談到身為紅衛兵是否做出傷天害理的事,徐友漁說,文革初期不是所有青年都能夠搞革命,必須血統正確才能造反,所以有句話說「只許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家庭出身是農工軍的「紅五類」學生,才有資格抄家、批鬥和奪權,背景是地主、富農、右派的「黑五類」學生則因為父輩是反動派,被剝奪參加批鬥與造反的資格。

徐友漁謙稱他並非比別人更有道德,而是連做壞事的權力都沒有。因為徐的出身並非「紅五類」,所以沒有資格去做燒圖書館、砸廟這種虧心事。然而在集體喪失理性的社會下,「如果我當時是工人階級出身,這種壞事我一定會做的。」但當觀眾問到,如果再回到50年前的中國,「你還會選擇支持文革嗎?」他斷然回答:「我肯定不會。」

20180707-中研院士管中閔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中研院士管中閔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文革之後才有「真造反」—造就獨立思考的一代人

文革期間,徐友漁成為四川紅衛兵組織核心人物,逐漸感受到文革的政治黑暗內幕,以及中共朝令夕改,任何人都有可能隔日成為被批鬥的對象,於是他便醒悟過來,開始重新反思文革的真正意義。

1968年12月,毛澤東號召數百萬知識青年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美其名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實際上是將城市裡的紅衛兵趕下政治舞台。徐友漁指出,這些年僅15、16歲知青放聲大哭向親人告別,「同時告別自己以前抱有的政治信念。」他們到農村才發現中國不如共產黨吹噓的那麼繁榮、幸福,鄉下地方一天的勞動所得,還不夠買一顆雞蛋,也就是說,知青的勞動價值還不如一隻母雞。

20180614-紀錄片《1968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思沙龍。(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紀錄片《1968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徐友漁認為,下鄉後的政治幻滅,令中國知青在思想上進行了另一場文化大革命,他們「從狂熱走到理性」,開始否定對毛澤東的過度崇拜,重新思考中國社會制度,這種「思想上頭胎換骨的變化」才是真造反,發生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且長期持續發揮影響。在此之前的造反運動是「奉旨造反」,僅是仗勢欺人的假造反。很諷刺的是,這場革命造就了一群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們,徐友漁也是其中之一。

學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文革回到中國現實」

徐友漁說,原先他以為如此悲慘的文化大革命絕對不可能在中國重演,這也是中國領導人當年信誓旦旦的保證。但近幾年來,中國社會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死灰復燃,他語出驚人表示:「文革已經回到中國現實之中」,中國的上層「有領導人在模仿文革,想當毛澤東第二」,基層也有民眾出現文革年代那種打倒「走資派」的暴戾情緒。不過中國目前走市場經濟,不可能把現代社會的進步發展再打回原形,所以絕不會百分之百複製當年的文革,但很肯定的是,中國現在的形勢確實很嚴峻。

習近平在文革時期到陝西延安梁家河插隊下鄉的7年經歷,被當局與官媒反覆宣傳,塑造成一段習近平個人的「政治神話」,宣稱他在農村磨練意志、強健體魄、飽讀詩書,梁家河也成了中共黨員的朝聖地點。去年中共19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習大大」的政治口號鋪天蓋地,當時《美國之音》指出,中國官媒對習的個人崇拜宣傳跟當年對毛的宣傳愈加相似。

文化大革命(文革)與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美聯社)
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美聯社)

觀眾席上的《旺報》社長黃清龍提問,相比台灣是「文青治國」,「也許應該叫『溫青』,溫室裡的青年」,中國目前正被「知青治國」,許多當權者都是當年上山下鄉到過農村的知識青年,知青是如何治國的呢?徐友漁回應,當初很多人認為知青吃過苦,能體會貧民農工的生活困境,但也有人分析指出,文革知青一代掌權「不是曠世奇才,就是大奸大凶」,而他認為結果應是後者,即使這些知青了解中國底層,也對治國理念沒有產生正面作用,「他們的內心還是小毛澤東」。

20180707-旺報社長黃清龍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旺報社長黃清龍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年輕一代淡忘文革「真相」,反思力量還存在嗎?

50年來,在中共高壓的言論控制之下,中國社會對文革的描述逐漸變質,這是由於中共當局若否定文革,勢必牽涉到毛澤東與中共的歷史過錯,損及中共執政的正當性,所以有些年輕一輩的中國人無法理解文革帶來的負面影響,誤以為那是個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美好時代。

徐友漁提及有一次在美國The New School的課堂上討論「文化大革命是什麼」,在美中共黨員跑來鬧場,對方質問「你把文化大革命說的那麼糟糕,但是在我們心目中文革是那麼好,這是怎麼回事?」,他當時回答,差別就在於他根據親身經歷了解真實的文革「跟《人民日報》、《紅旗》這些黨文宣虛構出來的文革是不一樣的。」

民眾提問,當初為數不少的知青在文革之中獲得對自由民主的反思,這種意念在今日的中國還存在嗎?徐友漁回應,由於政權的高壓管制,反思的能量無法在社會中「有形地」展現,但「無形的」開放思想無所不在地蟄伏於中國社會之中。

思沙龍:形形色色的造反,徐友漁談文革。(李忠謙攝)
徐友漁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李忠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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