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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點將》專訪宋欣穎:回到幸福路上,寫一封給阿嬤的道歉信

2018-10-25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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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專訪。(甘岱民攝)

《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專訪。(甘岱民攝)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一封道歉信,或是一種不滿足。」談起對阿嬤的記憶,電影《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的語調慢了下來,待過了京都、赴美唸過書,飛遍全球影展領獎,談回到親情,宋島彷彿變回幸福路上,那個懵懵懂懂、在阿嬤面前瑟縮的女孩林淑琪。

復古褐色地磚、花色椅墊的老式木沙發,幸福路上工作室,就像回憶中舒適的老家。身穿白色長裙,宋欣穎講起話來總是笑咯咯的,「我們家的紅茶很好喝,你們要來一杯嗎?」採訪中途突然岔出這句話,宋導散發的氛圍,就像鄰居家的媽媽。

1975年出生的她,在43歲這年,交出了首部導演作品《幸福路上》,主角是同樣生於1975年的林淑琪,同樣有個花蓮的阿美族阿嬤,之後同樣唸了北一女、考上台灣大學、見證野百合學運與政黨輪替;兩人的生命,有大半部分,就像彼此的影子無法分離。

20181015-《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專訪。(甘岱民攝)
兩人的生命,有大半部分,就像彼此的影子無法分離。(甘岱民攝)

《幸福路上》的票房成績,即便叫好不叫座,卻在台灣人心中,勾起千絲萬縷。很多人哭過這部片,這不難理解,但在眼淚下,卻同時有「溫馨」跟「無力」2種感觸,讓人不禁好奇:到底人生走了43個年頭,創造和自己這麼像的主角時,宋欣穎想說些什麼?

千言萬語,或許都該先從一顆檳榔說起。

斬斷祖孫三代,一把名為「丟臉」的刀

檳榔在阿美族人眼裡,是母親的象徵,也是女性示愛的媒介;在台灣社會的刻板印象,是底層階級,粗俗與不入流;在宋欣穎的童年,則是一把名為「丟臉」的刀,斬斷了祖孫三代,把親情切割成自我否定。

「我小時候也跟林淑琪一樣,覺得阿嬤讓我非常丟臉,她吃檳榔,而且很兇,她超兇的,她殺雞的時候,我都被嚇死了,就覺得好可怕,我阿嬤很兇,她會叫我吃檳榔,她覺得小孩吃檳榔不會蛀牙,這是阿美族的傳統,我就覺得很丟臉。」

「這個丟臉是包括我阿母,她不太承認自己母親這一面,來台北以後,會說那都是番仔,就知道這個扭曲怎麼來的。」

語調拉高了八度,宋欣穎皺起了眉頭,來不及的諒解,同時上了心頭。

20181023-《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說,「我小時候也跟林淑琪一樣,覺得阿嬤讓我非常丟臉」。(取自幸福路上臉書專頁)
《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說,「我小時候也跟林淑琪一樣,覺得阿嬤讓我非常丟臉」。(取自幸福路上臉書專頁)

「既然是平地,為什麼要叫山胞?」

長大之後,宋欣穎考上北一女,從新莊小鎮到總統府前,衝擊她的,不只是校門內,老師「為什麼要拜獨裁者」的批判,還有校門外三天兩頭的抗議。

「我印象最深是他們說,『我們不是平地山胞,不是山地山胞,我們就是原住民』,這對我衝擊很大,小時候看電視,選舉開票都是說,平地山胞誰誰誰幾票、山地山胞誰誰誰幾票,我就想說,既然是平地,為什麼要叫山胞?」察覺當中的矛盾,宋導不禁咯咯笑了起來,「可能我從小邏輯就比較清楚,就覺得很奇怪。」

《幸福路上》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導演宋欣穎考上北一女,從新莊小鎮到總統府前。圖為《幸福路上》劇照。(資料照,傳影互動提供)

宋欣穎認為,自己不是熱衷政治的人,本來那些抗議的訴求是什麼,其實也不知道,真正撼動她的,就是這件事,「我從小就有這個疑惑,但沒問過大人,這解開了我的疑惑,是整個社會進步,才會出現這些事。」

1990年代的台灣,民主化、本土化運動風起雲湧,宋欣穎形容,那是「向上、進步」的時代氛圍:「我上了大學,受了很多思潮洗禮,會去反省為什麼女人不能抽菸?為什麼吃檳榔是丟臉的?那是她的文化,我為什麼要討厭我自己的出身?為什麼要覺得講台語沒水準?這些都是台灣社會進步,我跟著進步。」

「你要說我阿嬤不愛我嗎?不是的,只是我們在大環境的教育,跟主流價值下,造成了一些誤解,而無法好好相處,或是我不認同她。」

但我懂這些事情時,我阿嬤已經死掉了。」臉上掛著微笑,宋欣穎的語氣,很平淡。

無形間,寫了整個世代的道歉信

這樁遺憾,沒發生在《幸福路上》,阿嬤不但被小琪理解,更甚至是她最依賴的親人,「我覺得這比較像是一封道歉信,或是一種不滿足,其實小丸子也說過,她阿公很可怕,很大男人,會偷家裡的錢、偷看孫女洗澡,可是如果這樣去看待這個關係,誰要看這個電影?」

「所以故事要改寫。」彷彿是回答自己的問題,宋欣穎接著說,「很多人看完說,自己跟阿嬤的相處就是這樣;我們經濟起飛的這一代,都是阿公、阿嬤養大的,阿公、阿嬤對我們很重要,如果她們(指小琪與阿嬤)關係不好,這個故事就不需要出現了。」

或許不只是為自己而寫,宋欣穎無形之間,為整個世代寫了一封道歉信。

《幸福路上》歡樂與淚水交雜,確實替每個人在追求幸福路上所會遭遇到的下了一個最好的註解。(圖/擷取自Youtube)
或許不只是為自己而寫,宋欣穎無形之間,為整個世代寫了一封道歉信。圖為《幸福路上》劇照。(資料照,圖/擷取自Youtube)

現實的遺憾,在戲裡得到彌補。小琪帶著阿嬤的祝福,走上北一女、台大,這條堪稱「血統純正」的升學道路,卻在出社會後,被賺錢壓得萎靡,片頭那句「幸福是啥咪?」問得雀躍好奇,長大後,「成為理想中的大人了嗎」,則充滿了無力。

於是小琪再次跟著宋導的腳步,在焦慮與不安中離開台灣;道完歉後,她還要面對自己的課題。

習以為常地走上岔路

「那也是那時期很多人的感受,很多人選擇移民,因為都被政治轟炸到精神衰弱,當時媒體還沒現在這麼紛擾,就已經快起肖了!」宋欣穎的聲線再次拉高了八度,顯然這是她人生中,另一個揮之不去的惱人記憶。

「很焦慮啊!譬如選輸了就去包圍自由時報,譬如邱毅一天到晚開車衝撞,然後2顆子彈整天叭叭叭,還有丟汽油彈的,」原來疊放桌上的雙手,舉起來激動地揮舞,宋欣穎比畫之間,道盡千禧年後的政局,有多動盪,「你就覺得好焦慮、好焦慮、好煩、好煩!」

2004年,宋欣穎離開台灣,原來在《自由時報》擔任記者、專跑日本娛樂新聞的她,來到京都大學唸電影理論,「因為日本是最容易拿到獎學金的,這是caculate,是計算的結果,我會日文,這個錢最多,我就只是想出國而已。」

20181015-《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專訪。(甘岱民攝)
「因為日本是最容易拿到獎學金的,這是caculate,是計算的結果。」(甘岱民攝)

到底是不是計算,實在難以定義。談到此處,宋導臉上則是愜意,「去到日本,才第一次知道什麼叫生活,人有餘裕時才會欣賞所謂的美感,才會去學茶道、去學日本人所謂孤寂的美,到那裡才知道,什麼叫正常的生活,但也可能因為我是outsider。」

講著講著,宋欣穎突然起身,一面繼續回答問題,一面搬起電風扇。泰然自若地走上岔路,在她的生命裡,似乎是種習以為常。

美國電影夢:「這麼好的老公喔。」

體會過京都的清靜自在,宋欣穎接著踏上美國土地,到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攻讀電影碩士,這個選擇又是一次計算嗎?或許更多是順其自然:「因為我談戀愛了,我男朋友在美國,也就是現在的先生。」

「在京都生活真的不想離開,但那時候獎學金領完了,要寫論文,其實我根本不喜歡,我根本不喜歡理論,那時就是在京都玩、生活、拍紀錄片,花很多時間打工、交朋友,也去隔壁的學校上實作的課。當時我很確定,獎學金領得差不多時,就去美國找他、就去念電影學校。」

「我本來是沒自信的,他很鼓勵我去唸,如果要唸電影導演,美國是最好的選擇,是電影工業大國,教育又非常有效率,是他鼓勵了我,而且他還出了錢,這麼好的老公喔。」

金錢上沒了後顧之憂,追著愛情,追著夢想,宋欣穎繼續在幸福路上衝刺。

「如果沒有成為理想中的人,我該怎麼辦?」

多年後回到台灣,林淑琪帶著破碎的婚姻,還有對未來的迷惘,宋欣穎則載著自己的幸福,與小琪的不幸,交出了揚名海外的《幸福路上》。說到底,走了大半相似的人生,兩人的處境,怎會相差這麼遠?

「這就是一個回家的故事啊,這個故事一開始就註定她要回家,只是她要怎麼回去?」宋欣穎笑得燦爛,原來林淑琪的命運,早就沒有轉圜餘地,「這個故事在講的就是,『如果沒有成為理想中的人,我該怎麼辦?』而答案是:『不要害怕,你的家永遠會接納你』,所以她一開始就註定要回家。」

《幸福路上》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不要害怕,你的家永遠會接納你』,所以她一開始就註定要回家。圖為《幸福路上》劇照(資料照,傳影互動提供)

「我為什麼會變成今天這樣?我到達了夢想的國度、得到所有台灣人覺得很棒的東西,可是事實上,我是很想回家的,可是我無法面對,無法說出來,該怎麼辦?」

「答案是,其實還好啊,爸爸、媽媽會接納你,那個真正很在意、過不去的,是你自己。但要說回到家,一切就幸福美滿嗎?她躺在床上睡覺,醒來爸媽還是在吵架啊,這是Happy Ending還是Sad Ending,就自己解釋了。」

一句一句拆解下來,林淑琪的一生,到底該如何總結?人們對《幸福路上》的感受,即便有溫馨、無力2種差異,情感上的衝擊,卻同樣如此鮮明,「沒有成為理想中的人」,彷彿重擊了整個時代,到底觀眾看到的是林淑琪,還是想起了某時某刻的自己?

「你成為你想要成為的人了嗎?」

「我覺得是啊!」

最後問起這個問題,宋導回答得毫無遲疑,這份理直氣壯,有如窗外的陽光一樣溫暖,同時也在屋內照出陰影,似乎宣示著,宋欣穎與林淑琪,終究是2個不同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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