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賣身給工作,如何結婚生小孩?女教授無奈喊話,別再問她們為什麼不生了!

寫文章的同時,我很努力地回想,最近一次,跟學生一對一談話(甚至還喝杯咖啡)是什麼時候?我們總是忙碌回應貪婪機構的勒索:做研究、教學、指導學生、參與各種行政會議、更新相關領域的出版……,不自覺中,這些被視為必須優先處理的需求,侵蝕工作生活之外的其他面向,甚至吃掉我們生命裡的重要他人和責任...

我和T相識在連續三天的學術工作坊,正在讀博士班的他,戴著眼鏡,非常符合埋首研究、年輕斯文的學者形象。會議場上,T穿著整齊清爽的格子襯衫,一如多數的男性學術工作者,不走花俏的打扮路線,宣告著自己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好像是第二天,我們有機會進一步攀談,從彼此的研究關懷,聊到共同認識的學術同儕,言談間,T的雙眼晶亮,不時透露著他對學術工作的熱情。我可以想像日後的他,在學術舞台閃閃發光的模樣。

直到工作坊結束後,我們聊天的話題,終於沒那麼「學術」,T問我,有了孩子之後,要怎麼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語氣裡帶著些微的焦慮和不安。我這才認識在學術人身份之外的T,今年10月,他將初嘗做父親的滋味。最後和T的談話,把我們從高來高去的智識雲端,拉回最真實的世界,學術工作者僅是我們擁抱的多重認同之一,同時,我們是媽媽、是爸爸,是我們所愛之人的重要他人。

尋找作為學者的多元典範:從「仙人」到凡人

想起自己大學時在社會系的求學經驗。儘管班上同學組成的男女性別比約為一比四,系上的教師組成卻只有1位女教授。私下聊天時,老師偶爾會隱隱感嘆學術環境與大學組織對女性的不友善,好像也間接回答了她為什麼維持單身的狀態。那時候,系上有幾個學術涵養令人十分景仰的男教授,我總是很享受上課時,老師們對理論的精彩演繹,以及知識討論的饗宴。不過,我有時還是覺得困惑,這些「仙人」等級老師,似乎真的不食人間煙火,鮮少聽他們談及「私領域」的生活,不論是伴侶、孩子或是其他的重要他人。他們最重要的另一半,儼然就是學術工作。

當時,我以為這是唯一的,作為學者的典範。專業形象的建立,在我們避談那些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煩惱,不過多的暴露自己,我們被要求嚴格的區分前後台的自己,理性永遠主導前台的表現,愛恨嗔癡只能留給公眾燈光探照不到的後台。成為社會學者的路上,我們缺乏另類的典範。

我的碩士班指導老師,是女性主義者,也是社會學家。畢業近20年後,印象深刻的,除了她帶給我的智識啟發,還有無數個週四下午,我騎著摩托車載她飛奔花蓮機場的路上,她分享孩子點滴的趣事。我看到嚴謹的學者和溫柔的母親,是兩種不必然水火不容的身份。只是,我們缺乏制度性的支持,維繫工作與家庭間的平衡,或是共容 (reconciliation)。(出自:http://www.wornthrough.com/2017/02/on-teaching-fashion-academic-mobility-for-women-and-mothers/

(圖/引用自巷仔口社會學)
職場對工作者的預設,期待個人吸收所有再生產需求的成本,這對於同時身兼照顧責任的女性而言,更是不利。(圖/引用自巷仔口社會學

大學作為貪婪的機構:我們如何變成「去肉身化」 (disembodied) 的學術勞工

我有一個4歲的孩子,雖然我們家的生育率略低於台灣的平均值,但應遠超過女性學術社群的平均數(雖然只是我的印象資料)。在我能觸及的社群網絡中,單身的女性同行是常態,已婚沒小孩的很多,一個孩子的不少,我的大腦雷達僅能勉力搜尋到少數有兩個孩子以上的家庭。迄今,我還是常被問道:「你們要準備生第二個嗎?」但關切的往往不是來自學術圈的女性友人。(我也想趁機公告:不要再問了!)社會學的觀點與分析幫助我們將看似個別化的婚姻、生育選擇轉化為公共議題,甚至是集體的困境。

女性主義社會學者Joan Acker (1990) 認為將組織結構視為性別中立的預設,妨礙我們對工作具身化 (embodied) 本質的認識。抽象的工作描述、階層關係,以及組織內普遍的概念性思考,在在預設個人是去肉身化 (disembodied)、無差別的存在,沒有看見工作者作為真實人的需求,包括維繫基本生命延續、心理、情感與社會性等不同面向。唯有全心獻身組織,專注工作,捨棄個人的愛慾,才能被組織認可、悅納。

對忠誠工作者的要求和想像,其實是建立在傳統性別體制的分工基礎之上,一個成功的(男性)工作者能賣身給工作,背後是為他負擔所有再生產工作與責任的(女性)伴侶,但後者具身化 (embodied) 的勞動往往不被看見與肯認。組織對工作者的預設,期待個人吸收所有再生產需求的成本,對於同時身兼照顧責任的女性而言,更是不利。

大學作為貪婪的機構 (greedy institutions; L. Coser, 1974) 之一,不僅要求從屬的學術工作者要給予專業工作高度的優先順位,也無法容忍他們展現其他有損工作表現與生產力的身份認同,包括家庭角色與責任。貪婪機構對工作者的控制是透過幽微的權力運作,而不是強制性的身體規訓,它培養個人的自願性順從,蠶食鯨吞他們原本花在組織機構外的時間和心力,逐漸切斷他們在機構外的其他連結,包括:家庭、親密關係、朋友社群,甚至是休閒娛樂等等。(出自:https://grade5-6dmps.wikispaces.com/outstandingwork

美國一份關於學術工作與家庭平衡的調查 (引自Sullivan, 2014) 指出,大學學術工作者的「立業」(career building) 和社會期待的「成家」(family building) 階段幾乎重疊,不僅要面對升等壓力下的高勞動強度,還得回應育兒工作的高密集需求,在傳統性別分工影響下,對女性更是不友善。不難理解,為什麼單身不婚,或是不生養小孩,成為女性學術工作者普遍的選擇。

2005年,台灣通過〈大學法〉修正案,明文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此後,各大學發展各種量表、指標、限期升等等工具和規則,作為貪婪機構對從屬工作者的治理術。

對學術工作者而言(特別是年輕學者),為了展現他們對組織機構的獻身、對工作的忠誠以及提升績效,除了長時間地投入工作外,要顯現自己很有生產力的策略還有:少談或避談工作以外的生活,包括家庭責任;總是呈現為工作忙碌的狀態,沒有私人時間 (Drago et al., 2006) 。

總之,不管實際上是否有承擔家庭責任,都要佯裝成「無家累」的狀態,特別是女性學術工作者。在現有的學術文化下,談太多工作外的責任,不僅會威脅專業形象,也會引起對工作不投入的質疑。

從工作價值到照顧價值:成為有血肉的學術工作者

Anne-Marie Slaughter (2016) 在〈未竟之業:為何我們無法兼顧所有?〉一書中,指出主流社會將工作表現作為衡量成功人生的指標,並忽略有酬工作之外的價值。工作優先的價值觀,不僅將「工作」窄化為可在市場上轉換為貨幣金錢的勞動,也貶抑其他需要投入時間、勞力與心力的活動,特別是傳統上多數由女性從事的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

工作優先的價值,也忽略我們作為具身化 (embodied) 的工作者,在勞動的過程中,儘管往往不強調或是漠視身體的存在,但工作的完成時時仰賴身體的現身。而維繫我們身體的,正是那些被視為是不重要的瑣事的積累,包括家戶內的各種勞動,以及家戶外透過購買取得的服務或是產品,也包括親密關係或是人際網絡中,連結我們與他人的照顧與關懷。(出自:https://endofcapitalism.com/2013/05/29/a-feminist-critique-of-marx-by-silvia-federici/

回到大學這個貪婪機構,在新管理主義影響下,大學的運作越來越企業化,當它以各式的量表和指標監控個人表現的同時,個人也有意識地回應機構對於個人時間、體力、心力的索求,並不時計算自己是否達到機構的期待。Kathleen Lynch (2010) 指出,漠不關心 (carelessness) 的文化並非是高等教育的新現象,但新管理主義正當化「漠不關心」文化的道德價值,長此以往,可以轉化為生產力指標的工作被賦予優先順位,被犧牲的是那些難被命名、肯認的隱形工作 (invisible work),例如:照顧-連結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真實基礎。

寫文章的同時,我很努力地回想,最近一次,跟學生一對一談話(甚至還喝杯咖啡)是什麼時候?我們總是忙碌回應貪婪機構的勒索:做研究、教學、指導學生、參與各種行政會議、更新相關領域的出版……,不自覺中,這些被視為必須優先處理的需求,侵蝕工作生活之外的其他面向,甚至吃掉我們生命裡的重要他人和責任。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對貪婪機構的批判,更需要價值的翻轉,重新檢視從什麼時候開始,工作成為我們最重要的認同,成為用來衡量自己與他人的重要標準。「家庭與工作的平衡」不能只停留在政策的倡議與執行,還必須改變那些滲透我們日常生活的工作與職場文化。作為學術工作者的我們,可以從哪裡開始?

作者/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巷仔口社會學,原文標題:「現身」的必要:成為有血肉的學術工作者

責任編輯/郭丹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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