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聰明優秀的亞洲學生」,他到美國交換才發現台灣教育的狹隘與不足...

2018-01-16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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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美國時,每星期總會定期和在台灣的爸媽通話,每當他們問起我的校園生活時,不知道是否是因為長期被刻板印象固化,我總會答以「美國學生好笨,簡單的數學也搞不定」、「美國的數理科考試絲毫沒有難度」。

而在與其他來自台灣的交換生交流後,我們都可以非常輕易、絲毫不須爭辯的歸納出那個早已是老生常談的結論:「亞洲學生的數理能力遠遠超過美國學生」。

我就這樣帶著自我優越的態度,以及那彷彿誰都無法超越的數理能力,樂意協助任何美國同學的課業問題,帶著人人口中「The smart Asian」的稱號,在美國高中過日子。

直到某天深夜,讀著康乃爾大學心理學教授吉洛維奇(Thomas Gilovich)的最新著作《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書中提到人總是逃不出以自我為中心的漩渦,卻同時認為自己是絕對客觀,舉例而言,我們以人類的角度認為「狗是色盲的」,並認定這是個客觀的事實,但為何色盲的定義不是由狗、猩猩、雞的觀點而定義,而非一定是以人類為基準?

短短的舉例,讓我反覆思考著,當我以一個亞洲交換學生的角度,得出「亞洲學生數理好」的結論,這是站在客觀的角度嗎?

這個問題反覆著困擾著我,我一直思考著,來自台灣的我,與美國學生的最大差異在哪?台灣與美國的高中教育系統,難道只有課程難度的深淺不同嗎?最核心的概念究竟有何出入?

我於是把所有六個月來參加的課程、社團、體育隊寫下來,仔細回想著那群我稱作「笨」的美國學生,到底是如何看待學校教育與自己未來的發展關聯?我想從中抽絲剝繭,想著我若是個世界頂尖的企業主管,我會選擇雇用來自台灣的學生,或是來自美國的學生。

在美國高中裡,可以自由選課,如果是學術課程像數學、英文、化學等,會提供學生三個等級作為選擇,分別是普通(Regular)、較難(Honor)、以及最難的大學銜接課(Advanced Placement),而若是實作課程,儘管沒有分等級,但種類卻是眼花撩亂、包羅萬象,以我這兩學期的非學術選課而言,我選了初、中階烹飪、出版設計、經營實習、管理力及領導力培養、法律與正義、商業法、年度紀念冊設計等。除了這些之外,學校更提供包括木工、學前教育、攝影、合唱團、環境保育甚至是嬰兒照顧等課程供選擇。

在學校的圖書館裡,有著學校社團FBLA(Future Business Leader In America,美國未來商業領導)學生所經營的咖啡店,販售著咖啡、甜點、貝果等,從進貨、盤點貨物、當店員(我所修的經營實習課)、行銷廣告、到提供售後服務,全由學生一手包辦,老師只在旁提供意見,利潤則回歸社團內部,維繫社務運作。這個校園咖啡店的點子,讓學校贏得全美第二名的殊榮,也讓校園變成真實世界般,有著由學生經營的咖啡店。

FBLA更利用學校才藝表演夜,與當地的家具廠商合作,在現場拍賣電視、咖啡機、桌椅等,用以籌措下一學年將新展開的商業課程,這門課將會模擬實際世界的真實企業,和全世界類似的社團或學生組織交易,可能向中國買花生、南美洲買咖啡、菲律賓買芒果乾,這門課將會擁有專屬的銀行帳戶,實際使用國際支票,並且選出總經理、執行長、以及行銷、廣告、設計等部門,將支付學生薪水,也必須面對業績的壓力。

而學校也與地方社區緊密連結,例如學校社團DECA便與當地商家結合,如果購買10美金的會員卡,便可以在許多商店擁有不同比例的折扣,既可以讓商家吸引更多的學生客群,學生享受折扣,10美元的收入更可維持社務。不僅止於此,DECA更把層面觸及至公益,除了在冬季時為無家者募集禦寒衣物,也為了社區裡一位一出生即罹患罕見疾病的女孩Emma籌措醫療經費,舉辦一連串的「Emma Strong」募款活動,從辦球賽募捐、賣T恤、賣餅乾,減輕Emma父母身上的重擔。

學校也有新聞社,不同於台灣的校刊社,這是貨真價實的從寫作、攝影、排版設計、出版、發放都由學生主導的課程,學校並沒有規劃經費,而是指導老師帶領著同學一通一通電話打給當地商家,詢問是否願意購買廣告,每月定期發放的報紙足足有八大版,囊括了整個月校園大小事,在其中,培養了學生溝通、運用電腦實作、與社區接軌的能力。

以合唱團為例,學校經費不足,所以他們會選擇在某天晚上,和當地速食店家合作,在店內演出吸引客人,只要消費者消結帳時說出願意樂捐給合唱團,商家將會把這筆消費的20%將會撥入基金內,支持者不必多花一毛錢,卻也能幫助學生組織更茁壯,也更把這種募款機制延伸至超市,加強學校與地方的連結。

這時你可能會質疑,這些都只是課外自願性參加的社團,怎麼能拿來互相比較?那我們就把鏡頭拉回課堂內,來看看美國高中如何引導學生。

上學期我修了美國政府(American Government)這門課,趁著某一天我們搭上校車,實際參觀當地政府的各個部門、監獄及法院系統。而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我們則到了市區參觀已有百年歷史的天主教教堂、以及伊斯蘭的教會組織,而藝術課則經常會帶著學生參觀博物館、美術館、與當地的文史工作者交流,學校願意提供給老師資源,而老師也樂意帶著高中孩子們從做中學。

在校園裡,可以看見學生會(Student Council)做著海報吆喝著下週歡迎大家來體育館捐血、看見烹飪課的學生們準備著提供給教職員的期末感恩大餐、看見商店裡賣著的學校LOGO衣服、FBLA和DECA的募款資訊、春秋季的話劇和音樂劇演出、週五的橄欖球、籃球、棒球賽,還有各式各樣的獎學金資訊。

我往回看六個月前的自己,我看見了自己的狹隘與不足,也深深的擔憂起家鄉台灣的教育,台灣很小、自然資源也不豐富,我們必須打開門,讓世界走進來。當還有教授聲嘶力竭的吆喝著該恢復聯考,試圖用四十年前的所學,教導現在的孩子,讓他們去面對四十年後的社會,這真的是在幫助孩子們嗎?

台灣學生的智力理應不可能輸美國學生,但當我們還在爭論是不是該自由開放上第八節、是不是該縮短上課時間、學校該不該穿制服時,美國學生已經跑在前頭,試圖在探索這個世界、摸索著未來的可能。當世界在改變,大學教授是否可以停止思考如何出艱澀的學測數學題、教育部是不是能取消無意義的學校評鑑、學校是不是能盡可能提供老師資源和取消行政負擔、老師是否能更放開手、引導學生和社會接軌。

人工智慧正發達,溝通及創新的能力必須被重視,台灣的學生,做足準備了嗎?

作者/謝秉霖

前高中學生會會長、現為美國高中交換學生

責任編輯/郭丹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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