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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為何一部戲竟讓19世紀歐洲人氣到跳腳、逼作者改結局?從《玩偶之家》看女權演進史

易卜生《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的第三幕裏,先生漢默與妻子娜拉有場激烈的對話。漢默對妻子說:「你的妻子與母親角色先於其他一切。」娜拉回答:「我不再如此想。我相信我和你一樣,身為人的角色先於其他,我將盡一切爭取成為一個人。」

《玩偶之家》於1879年12月在哥本哈根皇家劇院首演時,引來強烈非議。一個受人尊敬的女性居然拋棄母親與妻子的角色,離開丈夫與孩子,走自己的路,這簡直是侮辱社會最尊崇的價值。在丹麥首演前數星期,這出劇本已經在易卜生的祖國挪威出版,他的保守派敵人找到了完美的打擊目標。

雖然易卜生習於遭到惡評,但是這一次激烈的負面反應遍及整個北歐,讓他大吃一驚。在德國演出時,他甚至屈服於抗議,改寫故事的結局。新版故事裏,娜拉並未用力甩上門離家出走,而是被漢默強迫去看熟睡中的孩子,落幕前,娜拉跌坐在地板上哭泣說:「天啊!我雖是對不起自己,但我無法捨他們而去。」當然,易卜生是以原始故事贏得進步思想者的掌聲。娜拉在這個「玩偶家庭」裏只是個傀儡般的老婆,而在這之前,她也只是父親的「玩偶孩子」。娜拉企圖脫離「玩偶家庭」,反映出許多女性試圖成為人類社會「正式公民」的掙扎。娜拉頓時成為女性生存自主權的同義詞,即使這代表女人必須放棄所謂的妻職與母職。

和許多文學名著一樣,《玩偶之家》不僅反映了它所屬的年代,也歷久彌新。女主角娜拉是個受到時空環境、社會習俗枷鎖的挪威中產階級妻子,也象徵了每一個時代裡尋找自我實現的女子。娜拉的故事雖然有它自己的背景,但也是所有女人的故事。

我們來看看《玩偶之家》的寫作年代。19世紀下半葉,北歐地區和歐洲其他各國一樣,卷入所謂的「女性議題」戰火中。挪威小說家卡米拉·科雷(Camilla Collet,1813—1895)與瑞典小說家菲德列卡 · 布梅爾(Frederika Bremer,1801—1865)的作品指出男性享有一面倒的特權,對提高大眾的意識卓有貢獻。未婚女性一定得將所有主動權交給男人,等到男人宣布求愛後,她才能表達心跡嗎?婚姻非得是個強迫單身女性犧牲自主以交換保護的父權機制嗎?在法律面前,妻子非得是個臣屬於丈夫監督的次要個體嗎?女人除了保管鑰匙(象徵家務操持的責任)之外,非得放棄一切經濟權利嗎?女人非得結婚嗎?

在瑞典(當時,挪威與瑞典為聯盟,受瑞典統治),國會針對「女性議題」激烈辯論,結果在1874年通過立法,大大改變了女性的地位,已婚女性首度可以擁有部分的財產權。在這之前,但凡擁有豐厚嫁妝或者父母遺產的妻子,往往來自上流階層,嫁給同一階層的男性,但是不管她們的社會地位如何,都無權支配自己帶進夫家的私人財產。北歐各國在19世紀70年代的立法讓《玩偶之家》裏的娜拉可以背著丈夫向銀行貸款,讓她的心腹密友大吃一驚。(如果她知道娜拉是在有價證券上偽造已故父親的簽名,以取得貸款,恐怕要更吃驚了。)

1874年的立法同時允許妻子保留自己的收入,對勞工階層女性更是意義非凡。她們當中許多人在婚前便是自立自足,往往延宕婚事,直到籌足嫁妝或婚禮費用(歸新娘或新娘的父母負責,費用驚人)為止。因此瑞典勞工階層的訂婚通常長達數年,期間,女方普遍與未婚夫同居,甚至未婚懷孕——這在中上階層是無法想象之事。40%—50%的勞工情侶婚前同居,也讓「斯德哥爾摩婚姻」一詞應運而生,意指未經教會婚禮或官方婚姻註冊而同居的人。

1869年,“美国女性投票权协会”成立,一幅讽刺石版画探讨它的可能后果(圖/澎湃新聞)
1869年,「美國女性投票權協會」成立,一幅諷刺石版畫探討它的可能後果(圖/澎湃新聞)

雖然神職人員(多半是新教)反對,但是中下階層女性的「斯德哥爾摩婚姻」就像中世紀的教士「妻子」一樣,普遍為社會所接受。有時同居中的男女會假稱是另一半的「房客」,以掩飾同居事實,尤其是碰到官方普查。這些男女到頭來多半會結婚,如果已有私生子,這也會讓他們取得合法身份。

就我們對「斯德哥爾摩婚姻」的了解,女人在這種結合關系中頗為獨立。因為她們並未正式結婚,所以不受男人的監管;她們控制自己的收入,經濟上不必仰賴父母。綜觀歷史,女人只要能掌握金錢(不管是繼承或自己賺),她們的獨立性便增強。這種經濟獨立總是讓男人緊張。認為20世紀末的弊病均源自女人婚後還工作的人,都應該好好看看 19世紀末有關「女性議題」的爭論。許多當時人們關切焦慮的議題,直到今日仍未消失。

當時歐洲支持女性進步改變的人包括文壇知名人士如挪威的易卜生與比昂松(Bjørnstjerne Bjørnson)、瑞典的布梅爾與愛倫·凱(Ellen Key)、俄羅斯裔法國日記作者瑪麗·貝斯科特塞福(Marie Bashkiertseff)、法國運動分子瑪麗·莫格麗特(Marie Maugeret)與奈麗·魯塞爾(Nelly Roussel)、南非小說家奧麗芙·施賴納(Olive Schreiner)、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奧地利的社會批評家貝莎·蘇特納(Bertha von Suttner)。反對陣營人士亦不容小覷,包括德國哲學家尼采、瑞典劇作家奧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以及一大堆法國男人。但是這些人的影響力都及不上教宗利奧十三世,他深信已婚婦人應當繼續安全待在父權體制提供的牢籠裏。他在1891年的通諭裡堅定指出:「女人天生適合做家務事,維持端莊賢淑、好好教養小孩、促進家庭福祉,這才是女性應該趕快實行的適應之道。」

漫畫家則以「新女性」(new woman)妻子與「慘遭蹂躪」的丈夫為題材,大大取樂。他們依據牝雞司晨的諷刺繪畫悠久傳統,無情嘲諷夫妻的角色反轉。一幅受到女性投票權刺激的美國漫畫勾勒類似主題,畫中,一位打扮高貴的女士正要爬上兩名女車「夫」駕駛的馬車,她們的丈夫則待在家裏照顧嬰兒、洗衣服。1900年一幅取名「現代婚姻」的德國漫畫,畫中,橫眉豎眼的老婆著褲裝,威脅揮舞著一只鞋;她的先生則穿女裝與臥室拖鞋,一手抱奶娃,一手拿奶瓶。圖說寫著:「她女身男裝。」

英國的新女性

19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女性議題」的論戰在英國達到高峰。無論報紙與雜誌的文章、小說、劇作、公開演講與私下討論均集中於「新女性」。這個名詞首創於1894年,用以形容既存的熟悉現象。辨別「新女性」的標準包括她的教育水平、她的獨立性、她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鄙夷,以及她混淆男女傳統角色的行為傾向。在仰慕者的眼中,所謂的「新女性」是她們期待已久的女救星,她匡正兩性問題、為家庭與社會帶來無數好處。但是在非議者眼中,「新女性」是可被譴責的悍婦、違反自然的怪胎,只會摧毀神聖的性別分工,為婚姻與母職等神聖制度帶來無窮災難。

毋庸置疑,新女性引來的非議深植於人們對「妻子」前景的焦慮。當女人的性慾、教育、就業、投票權等議題越凸顯,女性主義者的抗議就越像是在攻擊「真正的女人」——也就是自我犧牲、無微不至的配偶與母親。如果已婚女性與丈夫完全平等,家庭會變成如何?

1888年8月,莫娜·凱爾德(Mona Caird)寫了一篇文章《婚姻》刊登於《西敏評論》(Westminster Review)上,率先在英國引爆此一議題,引起廣泛註意。《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呼籲讀者來信討論凱爾德的文章,短短不到兩個月,便收到27000封來信。

莫娜·凯尔德的小说《死神的翅膀》(圖/澎湃新聞)
莫娜·凱爾德的小說《死神的翅膀》(圖/澎湃新聞)

凱爾德到底寫了些什麽,引起史無前例的來函反應、造就了她同輩所謂的「當代最轟動的報紙爭議」?基本上,凱爾德的靈感來自沃斯通克拉夫特與約翰·米爾等女性主義思想家,深信女性數千年來屈於從屬地位是因為它符合男性的需要,而婚姻是讓女性無法擺脫枷鎖的主要制度。她認為「婚姻裡的擁有權」是古代買妻習俗的遺緒,沿襲至當代的婚姻市場,讓維多利亞時代的適婚女性形同將自己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在那篇簡短且語氣獨斷的文章裏,凱爾德對馬丁·路德提出尖酸批評。她認為是路德否定了婚姻的神聖性,讓它變成商業契約,「只比可受公評的罪惡略高一等」。她全盤否定「新教徒崇尚婚姻」的普遍看法,並認為「女人首要職責在傳宗接代,死亦不足惜」這種看法到了維多利亞時代依然盛行不衰,路德與梅蘭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等宗教改革者應當負起全責。

凱爾德宣稱婚姻制度是種「失敗」,因為妻子依然屈服於「買賣系統」、強迫自己發展一種道德觀,「以配合她對男性的奴隸臣屬」。做妻子的並不看重自己的聰明才智、所受教育與貞潔,除非這些與丈夫「相關」,抑或如凱爾德強調的「女性必須保護她身上的男性資產」(The woman must protect the man’s property in herself)。反過來看,因為妻子的美德「屬於」丈夫,她的行為如果偏差,丈夫便視之為自身之恥。就凱爾德看來,妻子不忠會傷害到丈夫的榮譽,這個想法是「最無知的所有權宣示」。法律將妻子等同於丈夫的財產,妻子偷情往往構成離婚事由,但是凱爾德質疑的是一個更基本的存在問題:「除了自己的行為之外,有誰的行為能讓你自己的榮譽受損?」(此一疑問完全適用於《玩偶之家》,漢默擔心妻子的偽造簽名會損傷他的名譽。)

凱爾德提出數個激進主張,以改變婚姻是「可恥枷鎖」的現狀。其中之一是完全拒絕婚姻,「越來越多女人採取此一選擇,與其犧牲自由、踏入婚姻只為謀得一張飯票,不如拒絕婚姻所提供的舒適生活」。

但是凱爾德並不想完全推翻婚姻。她不想「摧毀」婚姻制度,只想匡正婚姻的某些錯誤(包括法律強迫不幸福的夫妻依然得共同生活),讓婚姻制度得以「重生」。整個19世紀,離婚成立的唯一理由依然是罪證確鑿的通姦,而離婚的法律費用非常高,多數英國男女都無能為之。凱爾德呼籲通過更自由的離婚法,也呼籲讓女孩受更好的教育,經濟上自給自足,才無須為了錢而被迫結婚。唯有這樣,婚姻才可能是基於愛與友誼的真正選擇,而非責任。根據凱爾德的看法,不滿意婚姻現狀的眾多男女將會為婚姻制度帶來上述改變。她深信社會正在醞釀一種道德的文藝覆興,「過去幾年來,引人矚目的思想喧騰、跡象與奇跡在在宣告意識覺醒的來臨」。

文/瑪麗蓮·亞龍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澎湃新聞《翻書黨》(原標題:綜觀歷史,女人只要能掌握金錢,她們的獨立性便會增強)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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